关东军成立伪满洲国的时候，就预先将热河地区划进满洲国的领土之内。但随着犬养毅被刺杀后，天皇与内阁甚至军部对关东的不满越来越严重，不久齐藤宝联合军部对关东军进行改组，由天皇信任的武藤信义担任司令官。

1933年1月，新改组的关东军就开始执行侵略热河的行动，他们将这次侵略定义为“在满洲国领土内发挥警擦作用，镇压不法分子。”也正是这次行动，日本正式退出国联，因为日本一旦侵略热河，国联将对它进行经济制裁，但依然无法阻挡日本占领热河的决心。最后，国联以42票对1票（日本），不承认满洲国，并且要求日本将满洲地区交还中国，结果日本退出国联。

当时主政热河的汤玉麟，竟然严禁张学良部队进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对抗日军，而他自己一听到赤峰沦陷，马上就逃跑了。国民政府一边通缉汤玉麟，一边派何应钦前往北平增援。

日军占领热河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进攻长城各关口，与热河战役不同，长城战役终于让东北军12个师、西北军和晋军13个师、与中央军11个师联合作战，毕竟防卫长城大家都有责任。

其中，喜峰口战役可谓是中国抗日第一胜仗，《大刀进行曲》就是为二十九军所作，其军长宋哲元开赴前线之前就写下“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誓言。甚至日本方面也声明：“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长城战役虽以国军失败而告终，但国民顽强抵抗日寇的决心却被再次激励，而就在国民政府研究如何商议停战之时，日军却突然撤退了，命令直接来自于天皇。

日本退出国联后，国际声誉大大下降，而且日本要进一步取平津，现有的兵力不足，再加上满洲问题还未彻底安定，于是双方签署了《塘沽协定》。日本通过《塘沽协定》退回东北，但该协定在中国依然引来一片哗然，蒋介石也受到批评。在《塘沽协定》签订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亏而已。”

日本之所以突然撤兵，并且愿意签订《塘沽协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何解决华北问题。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在华北有驻军，其目的是维护北平至天津沿线日侨的利益。

起初，驻扎在平津地区的日军不过百人，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借口各种理由陆续在该地区增兵，直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向国民政府在华北最高长官何应钦，提出一个九点要求的备忘录，日本称之为“觉书”，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彻底暴露无疑。蒋介石当下拒绝，并且告诉何应钦：“高桥之觉书，切不可以书面答复，应拒绝之。”

1935年6月10日，何应钦未经蒋介石授权，竟“履行”九点要求之一将中央军撤出河北，气的蒋介石彻夜未眠。而何应钦为了避免日方的步步紧逼，只好离开北平返回南京。当时在南京主持工作的是汪精卫，蒋介石则是去了四川。于是，他和汪精卫商议不签协议，改为复函的方式回答梅津美治郎。

何应钦复函的内容如下：“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落款，何应钦（中国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同日，何应钦电报蒋介石。两天后，蒋介石指示：“此信如未发出，务请从缓，即使要发，亦应有字句之改正。”但复函已经发出，所幸没有签字，因此蒋后来才敢对各界信誓旦旦地说：“绝对没有《何梅协定》”。因为发生了这么一档事情，或者说何应钦对日本一昧地“顺服”，国民政府也只好将华北的最高负责人换成了宋哲元。

那么，为什么何应钦在回复日本的“复函”中没有向蒋介石请示，而是事后报告呢？有人认为，何应钦把“觉书”视为外交事务，而当时国民政府负责外交的则是汪精卫，但这件事情本身却又牵扯中央军，因此它就不完全属于外交事务，一旦涉及军事问题，就需要向蒋介石请示。

另外，何应钦当时是华北最高新政长官，所以不论口约，还是书信，都代表政府。“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英国当时从中帮助斡旋，日本就是以何应钦的复函为由。所以有人这样说：“何梅之间虽无协议，但有口约，而口约内容，中日双方理解并不相同。”也正是因为这个复函，中日全面战争在以后就无法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