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供图 陆其国

他是广东中山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院校；他是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谱曲者；他还组建过中国人第一支管弦乐队并第一次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

1980年12月，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著名音乐教育家萧友梅逝世四十周年举行纪念会，并演出其部分作品；这年12月31日，上海音乐家协会和上海音乐学院也举行了同样隆重的纪念活动。毫无疑问，从广东走出的音乐家萧友梅，当得起这样的哀荣。

今年12月正好是萧友梅逝世79周年纪念日，我们来说说这位粤籍音乐教育家的故事。

一、 邻居家曼妙的风琴乐声

萧友梅，原名乃学，字思鹤，别号雪朋，1884年1月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石歧镇，父亲是清末秀才，在他幼年便给他打下古文底子。1889年，5岁的萧友梅随全家移居澳门后，开始进入陈子褒的“灌根草堂”就读，并学习英文和日文。

3年后，同样来自香山的孙中山在澳门开业行医，其诊所即与萧家相邻，且与萧家时有往来，这让萧友梅从小便受到一种思想感染。不过，如果要说影响，更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邻居，一位葡萄牙牧师，当然，更准确地说，是这位牧师在家里演奏的风琴乐声。

少年萧友梅身上的音乐潜质，似乎正是被这曼妙的风琴乐声所激发，他百听不厌，而且不久就能唱出风琴奏出的曲调。萧友梅后来在自述中写道：“自幼从父读书，在澳门居住10年，时闻近邻葡萄牙人奏乐，羡慕不置，然未有机会学习也。”

不过学习音乐的机会，终于在1900年出现了。这一年，萧友梅来到广州，进入了创立于1898年、近代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的时敏学堂。其时，中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设置课程尚为诗、书、礼、易及春秋，而时敏学堂已开设国文、历史、地理、格致、算学、图画、声乐、体育等课程了。

1901年，时敏学堂校长邓家仁率领萧友梅等十名首届毕业生赴日本留学。因为是自费生，所以不得不格外节俭，生活艰苦自然不在话下。好在萧友梅会日语，所以可以以翻译挣些钱。也是在此期间，他不仅遇到了正在日本的孙中山，而且经孙中山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1906年，萧友梅等几个学生终于争取到广东省官费留学生名额，才使他得以留在日本继续深造。萧友梅先是考入东京高等师范附中，同时如愿在东京音乐学校专修钢琴和声乐，圆了他与音乐结缘的梦。

毕业后，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教育学，并继续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此时同盟会领导的湖南萍浏醴起义失败，而孙中山全然不知日本政府已答应配合清政府通缉他，而知情的萧友梅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将孙中山秘密藏匿于自己住处，并承担起孙中山与外界的联络工作，直至一个月后情势稍有缓和，孙中山秘密离开日本赴他国。

二、与杨杏佛、张竞生等赴德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

萧友梅于1909年夏天从东京帝大毕业后回到国内，随后在北京保和殿通过留学生考试，获得“文科举人”的身份，得以在清政府学部（教育部）谋得一个职务。但不久后，随着武昌起义枪声响起——辛亥革命爆发，在清王朝大厦倒塌的轰隆声中，萧友梅不久就由北京来到南京，开始了他新的人生。

1912年，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激赏萧友梅的胆识与为人，遂任命他为总统府秘书。不过萧友梅在这个任上并没有多久，因为这年4月1日，随着南京政府解散，孙中山自然也解除了总统职务。

临解散前，孙中山征询各位成员的志向，萧友梅表示，还是愿意继续学习音乐，并且想去德国深造，因为日本现代音乐教育的来源地就是德国。孙中山支持萧友梅的选择，还将此事交由教育总长蔡元培办理。因教育部一时没有经费，蔡让萧友梅耐心等待。

是年10月，在家乡广东就任教育司学校科科长的萧友梅，终于等来了久盼的好消息，教育部蔡元培总长有电来云：已筹得款项，即可放洋。这年11月，萧友梅如愿前往德国留学，同行者中“放洋”留学的还有任鸿隽、杨杏佛、张竞生、宋子文等十余人。

1913年元旦过后，萧友梅开始进入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攻读音乐理论和作曲；同时又在莱比锡国立大学攻读哲学与教育学。前者由作曲家、德国浪漫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门德尔松于1843年创办，不仅有当时的乐坛泰斗任教，还有举世闻名的合唱团；后者建于1409年，可谓历史悠久，两者皆是世界闻名的高等音乐学府。

萧友梅自然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氛围和机会，把别的同学上舞厅欢娱、去咖啡馆闲聊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1916年7月，萧友梅以论文《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历史的研究》，获得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因此时正值一战时期，海上交通已断，萧友梅一时无法回国，他便于这年10月，转入柏林大学，继续选修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音乐、美学等课程。

其间不仅写出《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阶概说》等文章，还进柏林施特恩音乐院研究作曲、配器、指挥及古谱读法，其研究范围之广及勤奋与用功的程度，令当时许多留学生都难望其项背。

1919年10月，萧友梅终于告别德国，沿途游历了瑞士、法国、英国等国家后，于1920年3月底回到祖国。

三、为民国国歌《卿云歌》谱曲

学成归来的萧友梅先在教育部担任编审，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设实验小学主任。一年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从欧美考察教育归来，即聘萧友梅为北京大学讲师，担任北大中国文学系音乐讲师兼任北大音乐研究会导师。

其间，萧友梅还开设讲座，内容为“研究高尚乐理，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才，采西乐特长，补中乐之缺点，使之以时进步”。

这教职很契合萧友梅早年萌生的献身音乐的初衷，如今他探索中国音乐发展缓慢的原因，觉得要使中国现代音乐发扬光大，首先必须立足于办好音乐教育，培养出中国自己的音乐人才，中国的音乐才能得到发展。除此之外，还要建立乐团，举办音乐会，促进音乐普及，为此，还在1920年9月，他就与从瑞士留学回来的杨仲子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设音乐、体育专修科。萧友梅担任音乐专修科主任。

其间还应该一提的是，这一年北京政府接受章太炎的建议，采用古歌《卿云歌》为国歌歌词，还设立国歌研究会，公开征求曲谱。

鲁迅也很关注该会，查1920年《鲁迅日记》，便有如下记载：（1月26日）“下午赴国歌研究会”，（4月16日）“下午……赴国乐（歌）研究会”，（10月10日）“午后赴美术学校国歌研究会听演唱”。

评选结果，萧友梅谱的曲子获得认可，并于1921年7月正式颁布定为国歌。

翌年，萧友梅第一部歌曲集《今乐初集》出版。这一年8月，经萧友梅提议，北大音乐研究会改组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由校长蔡元培任所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负责实际工作，“以养成乐学人材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理论与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

同时，萧友梅还在清末民初海关税务局管弦乐队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一支由16名队员，一名指挥组成的管弦乐队。据知这支管弦乐队从成立起至1927年5月，5年间共举行过40多次音乐会，演奏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作曲家的部分交响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支乐队是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第一支管弦乐队，成员全部是中国人。其中，中国人第一次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萧友梅出任指挥）的历史，也是始于他们。

据知，有一次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在北京大学给学生们讲述英国诗人济慈的《夜莺歌》时说，谁如果没有听过夜莺歌唱，一准是个遗憾，而补救的方法就是建议大家去听萧友梅指挥演出的“培德花芬的第六沁芳南”（即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沁芳南系交响乐原文的音译），因为该曲中传出了夜莺的歌唱。

在此期间，画家司徒乔还把从广东来京学习音乐的冼星海介绍给萧友梅，冼星海对萧友梅说，贝多芬的母亲曾经为贵族当厨娘，我母亲为人作洗衣妇，我立志要像贝多芬那样在音乐上作出贡献。萧友梅很赞赏冼星海，不仅安排他做些抄谱的工作，还介绍他去北京图书馆打工，以贴补在京的开销。

四、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业高等音乐学府

在北京时期，萧友梅写了上百首歌曲，还应约为一些大中学校写校歌，其中就有为胡适《平民学校校歌》歌词配曲；歌词中有“不作工的不配吃饭”。还有《五四纪念爱国歌》也是萧友梅在这一时期的作品。

据萧友梅侄女萧淑娴回忆，萧友梅写的歌曲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都用七声大调音阶，他认为中国音乐无论民歌、民间器乐曲或者戏曲，多建立在五声音阶调式基础上，音调缺少雄壮刚强的气势。

而这一时期，萧友梅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就是在中国建立一所契合国际标准的音乐学院，为此他还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计划。

但遗憾的是，好消息没有等到，却等来了奉系军阀接管北京政权；其时的教育总长刘哲更以一句音乐“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下令停办北京国立院校的所有音乐系科，萧友梅苦心经营了5年的北大音乐传习所也被迫解散。

好在随着1927年10月1日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学院（后改教育部）院长，萧友梅也毅然南下。后经蔡元培力争，政府终于通过了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计划。

不过，计划虽然通过，之前说定的6万元经费，财政部却说要“于战争结束后即筹划拨给”。然而萧友梅却等不及“战争结束”，多亏杨杏佛出面又为他力争，萧友梅总算拿到3000元不到的“开办费”。

正是凭借这笔少得可怜的钱，他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业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它也就是今天名传遐迩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

校址最初设在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56号，校长蔡元培，教务主任萧友梅。当时已是1927年下旬，学生经考试合格先录取19名，继而又有从外地赶来，经考试合格后录取的学生4名。

萧友梅在11月27开学典礼上鼓励学生说：“伦敦皇家音乐院1823年成立时，只有20个学生，80年后增加到500人以上。大家共同努力，10年后就可以有500个同学了……这是对音乐院的唯一希望。”

萧友梅曾设想以后每年招收50名学生，10年500人，这也是萧友梅对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前景的期待。此时蔡元培终因公务繁忙，遂于这年12月13日，任命萧友梅为国立音乐院代院长，第二年9月10日被聘为院长。

五、“他到死的时候还是一个穷光蛋”

国立音乐院的院长并不好当，除了教学任务，还要面对一些其他事务，其是头痛的，恐怕莫过于经费。正是由于经费短绌，音乐院没能及时付房租，加上时局因素，院址不得不一再搬迁。先是1928年2月迁至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后又于这年8月再迁至毕勋路（今汾阳路）。

1929年6月，还是鉴于财政紧张，校方规定暑假住宿学生需交8元宿杂费，有学生不满，双方沟通不成，遂引发学生罢课，致起学潮。

萧友梅因此事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国立音乐院宣告停办。他因积劳成疾，引起咯血，正好趁此机会去莫干山休养一阵。不久，适逢南京政府修正“大学组织法”，规定仅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学校均改为专科学校。8月19日，教育部长蒋梦麟聘请萧友梅担任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原音乐院学生需凭音专通知重新注册。

萧友梅上任后，按照自己的理想推进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经数年殚精竭虑的努力，终于不负众望，使国立音专成为达标水准的中国最高音乐学府。培养了大批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冼星海、贺绿汀、朗毓秀、温可铮、周小燕等。

国立音专的成功，有两点最值得一提——

一是在寻找师资上，萧友梅抱有求贤若渴的精神，聘请到大量水平极高甚至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音乐教育家，来校教授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和声乐等。这些教师中，外籍教师相当多，如施拉维诺华夫人、华丽丝夫人、查哈罗夫（教授兼钢琴系主任）、拉查雷夫、富华（教授兼小提琴及乐队乐器系主任）、佘甫磋夫、苏石林、维登伯格等，他们中有俄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犹太人。

其中，俄籍著名钢琴家拉查雷夫，就是萧友梅“三顾茅庐”花重金聘请回来的。教师中还有留洋归来的中国人，如黄自（教授兼教务主任）、周淑安（教授兼声乐系主任）等。可以想见，有这样一批实力非凡的老师，对以开展西方声乐教学为宗旨的国立音专，该有多大的帮助？

二是萧友梅拥有高尚的人格，让教师们能全身心投入教学中。国立音专教授周淑安回忆，上世纪60年代末，有人要求她批判萧友梅，面对来势汹汹逼迫，周淑安在会上回答说：“萧友梅虽然脾气有点古怪，但却清廉勤劳，克己奉公，当时政府欠发经费，学校连发薪水都有困难，他就把学校积存的一点钱，尽先发给教职工，自己的那一份他没有领，所以，萧友梅到死的时候还是一个穷光蛋。”

多年后，有人赞扬周淑安不畏强暴。周说，不管在什么场合，我认为都应该说公道话。

抗战全面爆发后，时在上海江湾的国立音专校舍遭到敌机轰炸，国立音专为此又迁入法租界。后来，为避免遭到日寇“一锅端”，于1938年将学校分设三处：教学迁至高恩路（今高安路）；总务部门设于福履里路（今建国西路）；另租台拉斯脱路（今太原路）217弄19号存放图书、唱片，萧友梅在此办公，主持校务。其间他还创办了《音乐月刊》。

1939年9月，国立音专再迁至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直至抗战胜利。但令人扼腕的是，萧友梅没能等到抗战胜利这天的到来。他早年患有肺结核病，又长年积劳，致使结核菌侵入肾脏，终告不治，不幸于1940年12月31日，在上海体仁医院病逝，享年56岁。(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
责编 | 郑少玲
本期主持 | Charl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