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缥缈“建国梦”：德王与“蒙疆政权”的前世今生

说到所谓的“蒙疆政权”，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内蒙古自治运动”。以德王为首的“蒙疆政权”主首脑，大多是“自治运动”的指导者或参与者。

如何评价“蒙疆政权”？很多国内史学家将其视为“抗战时期的傀儡政权/伪政权”，是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一手扶植的结果。

实际上，将“蒙疆政权”看做与“满洲国”或汪精卫“南京政府”一类的政权，并不是十分准确。“蒙疆政权”的前身是前面提到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而“内蒙古自治运动”与日本势力几无关系。

“蒙疆政权”的领袖人物德王，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 的嫡系后裔，“自小喜读历史书籍，憧憬成吉思汗的伟业，立志要振兴蒙古”。

因此，在抗战期间，我党对于“蒙疆政权”及其领袖德王，并未采取完全与其对立并进行打击的政策，我党认为：

德王有较强的民族意识，与汪精卫殷汝耕之流不同，因此提出了“要求德王回头抗日”的口号。对于亲日降日的蒙古人，也多以耐心说服劝告为主，基本上没有以“蒙奸”的名义打击他们。

但我们必须要承认，蒙疆政权的形成有日军扶持的证据，并具备一定的伪政权特质。至于日本扶植蒙疆政权，绝不是支持德王“独立建国”。日本扶持“蒙疆政权”，主要是有“肢解中国”和“对苏作战准备”的双重目的，并巩固“满洲国”的左翼防线。

我查阅了不少相关史料，尝试从当时的“国内民族问题”和日本侵华的双重视角，简单分析蒙疆政权的形成过程。

1. 从“内蒙古自治运动”到“蒙古军政府”的成立

1912年，北洋政府公布的《蒙古待遇条例》中规定，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维持封建王公的统治体制。

不过，“一律照旧”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 1914年7月，北洋政府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设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区，这是其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实行“双重行政设置”的开始。
• 1928年9月，国民政府宣布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等“新六省”，其目的是让边疆地区与内地“保持一致”。

与清代的分治、分封和羁縻政策完全不同的“同化”政策，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日益激烈的矛盾，当地各阶层的利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些无疑是近代内蒙古抗垦乃至“自治运动”的导火索。

• 1928年7月，察哈尔部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蒙旗联合自治，同年11 月，“蒙古代表团”赴京反对改省；
• 1930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蒙古会议，但蒙古自治方案最终未得实现；
• 1933年7月和9月，以德王为首的部分蒙古王公，以百灵庙为据点召开会议并发出通电，宣布“自治”。

此时，盘踞在东北的关东军势力，已开始关注到了“百灵庙自治运动”，但并没有得到什么响应。

“百灵庙自治运动”还是得到了相对正面的“反馈”：

国民政府同意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即蒙政会）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

百灵庙蒙政会由蒙古王公组成，是统一的蒙古地方自治机关。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王任委员长，德王虽然“只是”委员，但是由于其年轻肯干，颇有影响力，成为蒙政会的实权人物。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百灵庙蒙政会成为了德王与国民政府对抗的机构。国民政府又建立了绥境蒙政会，这就意味着百灵庙蒙政会已经被“抛弃”。

为了进一步与国民政府对抗，德王在日军特务机关的拉拢下，最终走上了联日与独立的道路。

1935年11月，德王访问“满洲国”。一个月后，关东军赠德王步枪5千支，子弹200万发。有了关东军的有力支持，德王决定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蒙古政权组织。

建立察哈尔盟是德王走向独立的第一步。察哈尔部是原蒙古的一大部落，是北元末代大汗的直属部落，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察哈尔部归顺清朝，并被划为“察哈尔部12旗”，改为总管制。

蒙政会成立后，察哈尔12旗要求改盟，并要求将已划分至绥远省的右翼4旗划回察哈尔盟。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设立察哈尔盟。

张北事件后，关东军入侵察哈尔北部。国民党势力退出察哈尔，失去对察哈尔部的控制。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张北事件：

1935年5月30日，4名无护照的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6月27日，双方达成《秦土协定》。

• 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
• 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
• 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

很快，德王部下李守信部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占据察哈尔东部地区。1936年1月，察哈尔盟在张北成立，卓特巴扎布出任盟长。

为了保证察哈尔盟执行亲日政策，关东军特务杀害了反对与日本合作的蒙古族活动家，也是卓特巴扎布的得力助手尼冠洲。

察哈尔盟公署建立后，德王于1936年2月，在自己的王府建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与察哈尔盟公署不同，蒙古军总司令部明确宣布了这是一个独立政权，其标志就是更改年号，制定蒙古旗。

德王查对《王公表传》，确定1936年为成吉思汗纪年731年，实行成吉思汗纪年，并制定了蓝地右上角红、黄、白3条的蒙古旗，以此表示完全走上“独立建国”之路。

德王担任总司令，李守信为副司令，由日本人组成的顾问部，负指导军事、政治之责。总司令部下设军务部、政务部和秘书处, 初具政权规模。

但是，由于“蒙古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苏尼特右旗属于荒凉偏僻的牧区，交通和通讯不便，无法全面“展开工作”，对于其他蒙古盟旗的影响力也极为有限。

为此，德王决定邀请西部各蒙古盟旗的王公，召开“蒙古大会”。

除了向各蒙古盟旗介绍与关东军合作以及蒙古军总司令部的筹备情况外，共同商讨“建立蒙古国”相关事宜。

第一次“蒙古大会”于1936年4月24日在乌珠穆沁右旗（即东乌珠穆沁旗）召开，会议商讨的主要内容有：

• 为实现内外蒙古和青海蒙古为一体，建立蒙古国，并设立蒙古国会；
• 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以资整军经武收复蒙古固有疆土；
• 与满洲国缔结互助协定，实行统制经济、开发资源；
• 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从察盟划出由蒙古军政府直辖等。

关东军特务田中隆吉不仅出席了会议，甚至还表示“大日本帝国政府体念蒙古民族的落后，要帮助蒙古独立进步，以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

同年5月12日，“蒙古军政府”在嘉卜寺正式成立，在“成立仪式”上，德王说道：

（蒙古军政府）是为蒙古建国之前，作好进军之准备，积极从事训民养民，扩充兵力，以谋在友邦日本帝国的热心帮助下，驱逐党国，实现蒙古建国。

关东军原本要按照统治“满洲国”的办法控制蒙古军政府，但考虑到德王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其在蒙古各盟旗中的地位，决定采取“较为隐蔽”的方法——关东军特务机关指导日本顾问团，再由日本顾问团指导蒙古军政府。

德王组建的“蒙古军”，得到了关东军的大力支持：

从1936年4月起，关东军和“满洲国”每月补助约30万元，“蒙古军”用近四个月的时间便扩充至一万三千人。

很快，蒙古军政府在关东军的“指导”下，与“满洲国”达成了“深度合作关系”。德王率领李守信等人多次访问“满洲国”，并被溥仪封为“武德亲王”。

双方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满蒙协定》，并互派驻对方“代表”，建立“外交关系”，“满洲国”中央银行在德化设立办事处，发行“满洲国”货币。

在田中隆吉的建议下，德王又派“外交署长”陶克陶，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访问。

除了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签订“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的协定外，“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还出资100万元，充作蒙古军政府经费。

总的来说，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蒙古军政府在关东军扶植下，已经具有一定实力。

但是由于田中隆吉好大喜功，贸然发动绥远事变，“蒙古军”遭到了傅作义部的沉重打击，损失惨重，“蒙古军政府”由此一蹶不振，德王的“建国计划”几乎“陷入绝望”。

察哈尔作战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建立

1937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发动“察哈尔作战”，由关东军组成察哈尔兵团进入察哈尔北部，“蒙古军”配合日军南下占领张家口。

进入9月下旬，日军由东、南两个方面合击并占领绥远城，很快又占领包头等地。傅作义部在太原战役后返回绥西，抵抗日军使之无法西进，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伴随着察南（察哈尔南部）、晋北（山西北部）和绥远地区的态势基本“趋于稳定”，关东军内部认为，在“察哈尔作战”所占领的地区内，有必要建立“新政权”：

这个政权并不是原“蒙古军政府”的强化，而是要在继察南、晋北建立“自治政府”后，建立的具备同样性质的“地方自治政权”。

在关东军制定的《蒙古自治联盟政府大纲》中，详细地规定了这一“自治政权”的轮廓：

• “政府”主权者为主席，其范围包括蒙古全域，目前为锡盟、察盟、乌盟、伊盟及青盟，归绥及包头为特别市，行政上与盟相同。
• “政权施政”以“防共”及“民族协和”为根基，政务和军事分离、分别由（日本）最高顾问协议决定。
• 自治联盟政府、盟公署、特别市公署及县公署力求机构简洁，在蒙旗不进行激进的变革。
• 政府年号以成吉思汗纪元并用阳历，沿用军政府旗章，政府所在地为绥远城。

对于关东军的以上计划，“蒙古军政府”事先一无所知。在日军占领归绥之后，德王等蒙古王公准备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还在“天真地”讨论“蒙古独立建国”问题。

不出意料，他们的“独立建国计划”遭到归绥特务机关长桑原荒一郎中佐和驻屯在归绥的酒井镐次旅团长的否决。

德王坚持说，田中隆吉已经答应同意蒙古建国，酒井回答道：

至于蒙古建国问题，关系重大，非经日本帝国政府研究并经御前会议，不能作出决定。田中隆吉仅是关东军的一个参谋，怎能决定这样大的问题？他当时敢于应承你们，是因为非常需要你们。所以你们要求什么，就答应什么，实际上是不顶事。

德王这才意识到，所谓的“独立建国”希望已经趋于渺茫。他与幕僚吴鹤龄等商议，继续以“蒙古军政府”作为政权机构，不再成立新政权。

但是，此时的关东军已经明确授意德王，要成立与察南、晋北同样的政权。德王被逼无奈，不得不全盘接受。

或许是考虑到德王的“颜面”，关东军也做出了些许“妥协”：

同意德王将“蒙古自治联盟政府” 改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请求，即体现了其“联合各盟实行自治”的含义。

“第二次蒙古大会”通过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暂行组织法》和《第二次蒙古大会宣言》等文件，文件规定：

• （“自治政府”）以“防止共产、协和民族”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
• 设政务院和总军司令部，置政务最高顾问和军事最高顾问；
• 强调“远承成吉思汗包容诸民族一致合作之伟大精神”，即该政权并不是纯粹的蒙古族政权；
• “自治政府”由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

1938年3月，云王逝世，在同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蒙古大会”上：

德王被“选举”为主席并兼任“政务院长”，李守信为副主席并兼任“蒙古军总司令”，“参议府议长”为吴鹤龄，“政务院总务部长”为陶克陶，“财务部长”为吉尔嘎朗，“保安部长”为特克希卜彦，“蒙古军”总参谋长为乌古廷。

德王曾计划以平绥路为界，北面全住蒙古人，南面全住汉人，强制搬家，实行蒙汉分制。

但由于牵涉面太大，一直都未能实现，在汉人地区的各县、市，均任用汉族人士，日军对汉人地区的管控更为严格，德王很少插手管理。

与“满洲国” 一样，“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由驻蒙军严格控制。驻蒙军是日本陆军中央为调整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的关系而组建的军队，是“自治政府”的太上皇。

驻蒙军对“自治政府”的控制，主要通过特务机关实行。

最早设立的是张家口特务机关，其后在厚和（即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同、包头等地，均设立特务机关，特务机关长的军衔均很高，特别是张家口和厚和的特务机关长。

等到日本人顾问制度形成后，驻蒙军主要通过最高顾问来控制这一傀儡政权，而特务机关则主要从事情报、宣传活动。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最终“成型”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所在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人口稀少、经济实力薄弱、战略资源不足，草原地区地形平坦，并不能有效抵抗可能到来的苏军进攻。

因此，日本关东军认为，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地形险要的察南和晋北合为一体，组成一个“民族协和” 的统一“政权”，足以实现其建立巩固的防共基地的“战略目标”。

1937年11月22日，“蒙疆联合委员会”正式成立。相传，将这一“政权”称为“蒙疆”的，是当时关东军大同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中佐。

羽山认为，这个地方要建立以德王等蒙古人为主体的政权，所以要体现“蒙古” 的意思；但是这里又不是纯粹蒙古地带，且与长城相关，便用了“疆”字。

• “联合委员会”成员中，“蒙古联盟”3人（卓特巴札布、陶克陶、金永昌）、察南2人（于品卿、杜运宇）、晋北2人（夏恭、马永魁）。
• 关东军司令官可向“联合委员会”“推荐”最高顾问1人、参议1人及各专门委员会的顾问2人。

“委员会”决议要经过最高顾问及各“专门委员会顾问”的合议方能通过，“委员会”掌管的事务包括：

统一管理平绥铁路、邮政、电信, 改组、扩大察南银行，统一3个政权的货币，为调整财政将盐务、鸦片、烟草的经营统归联合委员会，煤炭、钢铁及主要电业企业归联合委员会统制。

对于建立“蒙疆联合委员会”，德王一开始非常不满。因为他一贯的目的，就是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依托，推动实现蒙古独立建国。

对于“联合委员会”统制3个“自治政权”的做法，他也进行消极抵制，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

起初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委员派谁就派谁，来了通知或指示，合乎我心意的就执行，不合乎我心意的就放一边....总之，我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态度, 不敢积极反对，只有消极抵抗。

德王对“蒙疆”两字极为反感，认为“蒙疆”二字“意味着其仍是中国的边疆，不是独立的蒙古政权，是隶属于中国的地方政权”。

他甚至亲自指派各旗代表会见驻蒙军司令官和最高顾问金井章次，要求取消“蒙疆”两字。金井解释说：

“蒙疆”是蒙古之疆域的意思，既能包括察南、晋北，代表新的政权，又能起到“协和民族”的作用。并且，“蒙疆”二字早已成了常用的习惯语，你们蒙古还是蒙古，不会因为沿用“蒙疆”二字而把蒙古取消了。

金井虽然担任“蒙疆委员会”的最高顾问，却完全听命驻蒙军的旨意，并处处恐吓、愚弄蒙古人，为蒙古人所反感。连吴鹤龄的日本夫人都称其“小人”，说他性格“狡诈、狭隘、阴险”。

实际上，对于这一“自治政权”，日本陆军中央和华北方面军一致认为，该地区尤其是察南和晋北，应该隶属于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连金井章二自己都承认：

从陆军中的关系来看，我们在蒙疆的活跃行动也就是关东军的行动，作为在中国日军一部分的华北方面军，对我们也许有一种微妙的感情。

1938年10月1日，日本陆军中央制定出《对蒙政策要纲》：

给予蒙疆政权内政上的自主权，但又要是属于中国联邦的一员，避免成为形式上的独立国家，其范围包括内蒙西部地区和察南、晋北。

1939年3月，陆军中央提出，对于蒙疆地区的“政务指导”“直接接受陆军大臣的指示”，“蒙疆地区”“高度自治” 的局面至此最终形成。

伴随着“蒙疆联合委员会”机构逐步健全，驻蒙军开始着手察南、晋北和“蒙古联盟”的完全合并。以“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将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个“自治政权”“三合一”，建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

驻蒙军提出建立统一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还有以下两点考虑：

• 以德王为首的蒙古王公对蒙古独立建国的要求日益强烈，抵制联合委员会，驻蒙军要有所回应，干脆就把3个“政权”彻底统一起来。
• 汪精卫要与日本合作，在南京建立全国性的亲日政权，对于蒙疆地区也有插手管理的“动作”，因此驻蒙军要保持蒙疆地区的“高度自治”。

6月11日，在最高顾问金井的“指导”下，德王与于品卿、夏恭一起面见驻蒙军司令官莲沼，表示3个自治政府愿意合并，成立“统一政权”。

两个月后，“政权统合审议会”提出了建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具体方案。

该方案本来计划要建立“蒙古联合自治国”，但日本军部和驻蒙军考虑到与南京亲日政权的关系，将“国”改为“政府”。
蒙疆地区为高度自治区域，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内政则完全独立，称作“政府”可以得到日本政府的认可。

微妙的是，在“蒙古建国”问题上与驻蒙军几次交涉未果后，德王决定投靠重庆国民政府。因此，对于驻蒙军的一系列计划，他态度趋于冷淡，再未发表什么异见。

更微妙的是，他与国民政府联系一事被驻蒙军发现，德王和李守信不得不主动到日本军部自首，日军为了继续利用德王，也就未予深究。

• 8月29日，德王召开“第4次蒙古大会”，决定了与察南、晋北合并事宜。
• 9月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即蒙疆政权）在张家口成立，德王担任主席，金井任最高顾问，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

关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国旗”，原来的3个“自治政府”有各自的旗帜。此次统一政权建立后，专门制定了新的“ 四色七条旗”。

该旗帜赤色条在中间，表示以日本为中心；其次上下两条为白色，象征回族；接着的上下两条是蓝色，象征蒙古族；最外两条是黄色，象征汉族。
由于这时日军十分关注西北回族问题，企图继续向西扩展，所以把回族放在重要位置。

与“满洲国”一样，“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内的日系官吏地位高，数量也十分庞大。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初建时，日系官吏占到10%，在警务系统达22%；经过两次机构改革，到1941年4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共有日系官吏1993 名，在警务系统还有500名左右日系警官。

他们在“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内目空一切、飞扬跋扈，这让德王颇有微词：在各级政权及各会社公司中，日本人自成一个统治的系统，掌握一切权力。

德王一直追求的就是蒙古独立建国，对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他既感到挫折，但同时又抱有一丝希望。

这就是要在包括了察南、晋北，范围进一步扩大，实力增强的基础上，使得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向完全独立的国家形态发展。

德王认为，仅仅与驻蒙军打交道没有希望。所以他利用1941年2、3月访问日本的时机，直接向日本高层提出蒙古建国的问题，但是依然被拒绝。

据说，德王“异常失望，在宾馆大喝威士忌，醉酒失态”。而当时在日本陆军中央还真人赞成“蒙古独立”，但都被随行的最高顾问金井所阻止。

备受打击的德王依旧“不死心”，他又跟驻蒙军提出，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改为“蒙古自治邦”。一开始便遭到了驻蒙军的一票否决。

伴随着二战的全面爆发, 日军对苏作战准备进入临战状态，为了进一步利用德王，勉强同意改成“蒙古自治邦”，但是对外必须依然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1941年8月4日，“蒙古自治邦” 正式命名，但是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换了一块牌子。坦诚说，这种改称只是为了应付德王要求“蒙古独立”的心情。

实际上，对于“邦” 字的使用，德王依然心存不满，他的要求是改为“蒙古自治国”，吴鹤龄劝道：

在蒙古文中，表示“国家”的词汇，叫“olos”，是指由部或盟结合起来所构成的独立国家形态，“邦”与“国” 字，只是在汉文中解释不同，对于蒙古人也能说得过去。

不过，当时虽然政府内部改称“ 蒙古自治邦”，但“蒙疆” 一词仍然使用，在当地的新闻媒体上，也没有看到“ 蒙古自治邦” 改称的消息。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垮台和德王“独立建国”梦的破灭

到了1944年，德王看出日本行将失败，便积极扩充军事力量，并与伪“满洲国”兴安警备区蒙古武装头目密谋策划。待日本失败后，将内蒙古东西部合并起来，建立“蒙古自治国”。

而八路军与游击队在蒙疆地区建有大青山、西雁北和晋北、察南以及平西根据地，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根据地势力发展壮大。

• 1945年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苏蒙联军分3路进军东北和华北，西路联军从外蒙南下，直插张北方向，与驻蒙军激战。
• 8月23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全面反攻，一举解放张家口。

德王、李守信等与日军逃亡北平，“蒙疆政权”副主席于品卿等被生擒，“蒙疆政权”就此灰飞烟灭。

9月，德王偕李守信等飞抵重庆，蒋告诫德王“最好抱着缄默不言的态度”，求得“不咎既往”，并答应每月供给“15万元生活费”，令他迅速返回北平做“隐居”的寓公。

• 1949年1月1日，德王在北平和平解放之际逃往南京，后又窜到内蒙古西部，纠集李守信等旧部，妄图取得美国支持，再次筹组成立“蒙古自治政府”。
• 9月，伴随着兰州、银川等地亦相继解放，“蒙古自治政府”内部分裂，德王等越界进入蒙古国乌兰巴托，寻求“政治避难”。
• 1950年9月18日，德王等被引渡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机缘巧合”地与溥仪成了狱中的“难兄难弟”。

1963年春，德王获准特赦出狱，被聘为内蒙古文史馆馆员。他主持编撰了《二十八卷本词典》（蒙古文），并著有晚年回忆录《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

1966年5月23日，德王于呼和浩特过世。

总结

“蒙疆政权”出现的背景，是国内民族矛盾激化、蒙古自治运动爆发。

囿于客观存在的局限性，本来的内部纷争被日本关东军加以利用，最终结成了带有蒙古色彩，并掺杂有国内民族问题而为日本所掌控的亲日“地方割据政权”。

日本支持德王建立“自治政府”，并不是真心帮助其达成所谓的“蒙古独立”，而是出于自身的战略目的。一言概之，德王依靠日本势力达成“蒙古独立建国” 的目标，没有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