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沽要塞的七小时——外交欺诈与不宣而战，一九零零六月的华北海岸线
应@王聪儿 同志的建议，简要写一篇介绍一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大沽口之战的短文。在完成这篇文章的过程中， @王聪儿 同志提供了不少重要的资料而且在一些历史细节上做了很重要的补充。
一、1900年之前大沽口要塞的建设
大沽位于白河的入海口，是通往华北腹地的重要航运隘口，也是清帝国华北地区直接防备海上入侵的第一处关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在大沽炮台与英法侵略军展开了三次战斗。186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占领军撤出大沽口。在天津负责外交和海防事务的大臣崇厚立刻下令整修大沽的炮台群。
同治5年（1866年），大沽口附近重新建立起了拥有85门火炮以及相应配套设施的海防工事。
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接替崇厚担任直隶总督，保卫北方海岸线的海防工程也顺理成章地改由李鸿章负责筹办。清王朝没有足够的资源在北方的整个海岸线都建起炮台，因此，李鸿章决定采取重点设防，以京师为中心由近及远地在各处重要位置建设海防工事。首先，完善大沽、北塘炮台，确保通往京津的入海口拥有良好的防御。
同治10年（1871年），李鸿章改革大沽营制，将大沽守军兵力6营1800人的编制落实，从别处抽调军官士兵补齐了编制缺额，大沽协由1名副将指挥。同年又向国外订购了2门200磅炮和4门68磅炮，将大沽炮台的火炮总数增至99门，分别安置于南北两岸的15座炮台上。此外，李鸿章还安排人员前往欧洲学习炮台修筑方法。在炮台迎敌的一侧筑起高于地面的护台，用于掩蔽后面的火炮。在这一年，在大沽口炮台群以西约12千米处开始筑起新城，这是一座配有3座大型炮台的防御城池，可以容纳近万人的兵力。按照李鸿章的设想，新城、大沽、北塘三处炮台群组成了品字形的面向海洋的防御体系，新城防御工事将作为大沽炮台的有力后援。
1876年，曾跟随英国人戈登组织洋枪队的罗荣光被调任大沽协副将，作为大沽要塞的最高指挥官。1881年，罗荣光创立了大沽的水雷营（编制约200人），专门负责水雷的布放操控。
在19世纪70年代，在普法战争结束以后，德国Krupp公司生产的后膛炮引起了李鸿章的极大兴趣，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1880年之前。李鸿章陆续向Krupp公司订购了40门12厘米后膛炮和37门15厘米后膛炮（其中多为26倍径后膛炮），其中有一部分火炮被布置于大沽口的要塞体系。在19世纪80年代，大沽口要塞又补充了更多的克式后膛炮，其中包括一些克式210毫米加农炮被布置于炮台顶部露天区域。
在1888年，英国海军的1艘“瞪羚”级（Ariel Class）炮舰“灰背隼”号（HMS Merlin）ships/uk/brit_of_ariel侦察了大沽口南岸的工事。报告显示，老式前膛炮以及一些克式中口径后膛炮布置于建筑内部的暗炮台，而另外一些克式中口径炮以及数门克式21厘米炮被布置于炮台顶部以便于全向射击，用于控制海面。
南炮台的北侧高台和中央高台各有1门瓦维瑟尔式5英寸前膛炮，而南侧高台则配备了1门可以全向射击的克虏伯式21厘米炮，炮台的南北两侧各有1门克虏伯式21厘米炮用于控制入海口。
至于陆地方向与之前没有多大区别，胸墙附近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门榴弹炮，但炮台中央到南侧之间的区域有一些分散的炮位，10门炮在堡垒顶部，8门炮在堡垒下部的暗炮台内，这些火炮都能转向侧面射击。暗炮台内布置的火炮多为旧式40磅滑膛炮，堡垒顶部的则可能是克虏伯式15厘米炮，但这些火炮隐蔽得很好，看不清楚。
除了南炮台以外，还有一座新南炮台。大概位于南台以西约1/4处，附近有100码长的壕沟，此处安装了11门指向海面的火炮，其中6门是克虏伯式15厘米炮，其余的是旧式滑膛炮。此外，在南面的低洼处还有2门可以全向射击的克虏伯式21厘米炮，该炮位的北面似乎还有6门克虏伯式15厘米炮，但也和其他炮台一样隐蔽得很好。
1887年，英国人在国际军贸市场上推出了他们研发的采用管退式炮架的120毫米40倍径炮，理论射速可达10-12发/分，是旧式炮的5-10倍。1890年，德国人也推出了类似的高射速中口径火炮。不过德国人此时还未立刻攻克管退炮架技术，为了提高射速，德国人采取了不同的技术路线，他们开发了定装弹并改进炮闩、更早地运用无烟火药作为发射药，使得德国制造的、采用瓦维瑟尔炮架的原始速射炮也大幅度地提升了射速，达到了与英式管退炮相类似的水平。
洋务派高层们自然也注意到了西方最新的装备动态。1890年，江南制造局开始仿制英式管退速射炮。最迟在1892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就已经要求调拨江南制造局生产的120毫米速射炮用于北方各口岸的海防工程。同时期，李鸿章也采购了德国人生产的中口径速射炮。根据德方记录，从1890年到1893年，李鸿章管辖的北方海防工程先后引进了至少21门德国Krupp公司生产的中口径速射炮和原始速射炮（150㎜L40速射炮5门，150㎜L35原始速射炮14门，120㎜L40速射炮2门），安放于用于拱卫京津的数个炮台。
其中在1892年，盛宣怀向德国Krupp公司订购了12门大中口径火炮，其中包括采用瓦维瑟尔炮架的240毫米L35炮3门、210毫米L35炮和150毫米L40速射炮5门。这些火炮原计划用于胶州湾的炮台，但是由于胶州湾附近的炮台建筑工程滞后，所以这些火炮被大沽、北塘、山海关的炮台暂时瓜分，大沽炮台分到了3型火炮各2门，配置于最南边海岸线上的南滩炮台群。
在补充速射炮时，炮台似乎拥有比北洋舰队更高的优先度，直到1894年3月，李鸿章才上奏要求为北洋海军补充18门120毫米35倍径速射舰炮。
“镇远”、“定远”两铁舰原设大小炮位均系旧式，“济远”钢快船仅配大炮三尊，炮力单薄，“经远”、“来远”钢快二船尚缺船尾炮位，镇、定两舰应各添克鹿卜新式十二生特快放炮二尊，共十八尊，并子药器具。
不过遗憾的是，这项军购为时已晚，直到1895年，德国人才交付了这18门120毫米速射炮。此时，清帝国北方已经没有像样的舰船可以装备这些火炮了。因此，这18门速射炮中的10门被安置于大沽和北塘的炮台。1897年的年底，德国人占领了胶州湾，在这种情况下，暂存于大沽炮台计划在将来配置于胶州湾炮台的火炮（采用瓦维瑟尔炮架的24厘米炮、21厘米炮以及15厘米速射炮各2门）也没了去处，于是就留在了大沽口炮台。
不同于之前安装在暗炮台内的克式150毫米炮，1890年以后新列装的、拥有360度环射炮架的新式中口径速射炮被安置于各个炮台较高位置的露天区域，就像之前装备的克式大口径后膛炮一样露天放置，炮位周围以混凝土围墙作为掩体，拥有较为开阔的射界，但缺点是炮位过于明显且缺乏防护。
三门湾事件期间，清廷对海防工程进行整顿。1899年末，新建北洋海军的提督叶祖珪开始对沿海沿江各地的炮台进行一次的全面考察，并著有《沿海沿江炮台图说》，在谈到大沽口炮台时，叶祖珪提出了以下意见：
查大沽各台之炮，多有旧式者、有不合用者、有误用子药而炮膛损伤者，此等实皆无用，宜即撤去。
所有暗台，可因势改作子药库，其暗台之上，可添筑坚固，以为安炮地基，即将台内各炮移置其上，俾四面可以攻击。药库后面，亦须筑墙遮护，须照安炮地基前面所筑之围墙办理。
其六寸口径四十倍身长并十二生三十五倍身长各炮，均配有护身铁牌，与水师之炮相似。其安炮之地，已属尽善，惟围墙太高，炮口不能向低，甚为不妥。该炮既能前后攻击，宜将围墙折短，以便炮口向低，为击敌兵敌船之用。其炮座有配长砥柱者，有配短砥柱者，宜一概换用长柱，因短柱为力无多，放炮数出，必使炮座离基，恐有全炮翻覆，损炮伤人之事。其现在子药库供给子药太觉迟缓， 虽用多人传递，亦不敷快放之用，欲敷快放， 需用铁接轳将子药拉吊出库，立时即到炮位方可，库内子药存储亦太少。
所有各台未备炮表及仪器，宜即添备购办。
其门炮台暨南岸镇应增置八生八四十五倍身长快炮各六尊，以保水雷电线。
叶祖珪对于大沽炮台的缺点分析基本可以总结为5项：
- 一部分火炮存在故障损坏或过于老旧，应尽快裁撤。
- 建议把炮台下部的暗炮台中的火炮移动到顶部露天区域，下方的暗炮台房间正好可以改造为弹药库，并建立掩蔽弹药库的围墙。
- 6寸40倍径和120毫米35倍径速射炮的炮位设计存在问题：①围墙过高导致火炮没有俯角，应将围墙改低；②安置火炮的地基砥柱不牢固，应尽快修缮；③人力输送弹药难以满足火炮快速射击时的消耗速度，应增设能够把弹药直接从弹药库递送至炮位的机械装置。
- 没有炮表和相应的炮术设备。
- 建议补充一批88毫米45倍径速射炮布置于入海口两侧，用于掩护水雷装置。
叶祖珪提出的这些建议确实可以解读出很多重要的信息，一部分火炮不能使用、现有布局不适合速射炮发挥火力、入海口方向火力不足，这些都是1900年初的大沽炮台群所面临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最惊悚的一条便是没有炮表和相应炮术装备，火炮被送来时显然会附带有相应的炮表和仪器，叶祖珪没有看到只能说明这些装备被弃置不用以致丢失。这意味着，大沽口炮台的炮兵并不能像近代以来的正规炮兵一样测距并根据炮表调整俯仰角并射击，而只能通过观察炮弹落点远近逐渐调整火炮俯仰，直到摸索出一个比较合适的俯仰角，在对付固定目标时这种办法还算凑合能用，而在面对移动的军舰时候，这种办法将会变得非常糟糕。
另一个问题是炮位布置上的缺陷。为了获得更好的射界和更大的射程，在大沽口，1890年之后新添置的中口径速射炮被布置于堡垒顶部的露天炮位，周围建有较高的胸墙作为对炮位的掩蔽。此种设计使得这些拥有环射炮架的速射炮能够拥有相当大的射界，同时却产生了“灯下黑”的麻烦——火炮本就设置在堡垒顶部的高处，再加上围墙遮挡导致不能俯下炮管，这就造成了靠近炮台的河道区域成为了火炮射击死角。当然，如果敌舰从海上由远及近地来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除非敌舰提前行驶至近处。
截止到1899年，在大沽口形成了以分布于河口两岸的4个炮台群所组成的要塞体系。沿着河口展开了4个炮台群：北岸东侧靠近入海口的炮台群为门字、高字炮台；北岸远离海面靠近西北方的炮台群为石头缝炮台；南岸靠近入海口的炮台群、也是最大的炮台群是威字、镇字、海字炮台；而南岸最南面的海岸线附近的炮台群为南滩炮台。
南滩炮台位于最南方的海岸线，此炮台群拥有整个大沽要塞中最好的装备。拥有克式240毫米L35炮2门、克式210毫米L35炮2门 、克式150毫米L40速射炮2门，上述火炮在1892年向德国订购，原计划安装在胶州湾的炮台，但由于胶州湾在1897年被德国侵占，所以这些火炮就成为了大沽口炮台的装备。除此之外，炮台上还配有旧型号的克式150毫米炮和160毫米炮各4门、8厘米炮4门（Krupp公司生产的75/77/78.5毫米的几款野战炮）。另外，在南滩炮台的西北方还有一座营垒，部署有旧型号的150毫米炮4门、8厘米野战炮9门以及前膛炮8门。
威字、镇字、海字炮台（亦称为大营炮台）是大沽要塞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炮台群，也是整个大沽口要塞防御体系的核心，扼守南岸的入海口，大沽口要塞的指挥机构就设在此处。此处炮台群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命名为“威”、“镇、“海”的3座炮台。此处炮台群设有阿式120毫米L40速射炮4门、8厘米野战炮9门以及前膛炮23门。
门字、高字炮台扼守着北岸的入海口。此处炮台群拥有阿式152毫米L40速射炮3门、克式150毫米L40速射炮1门、阿式120毫米L40速射炮2门、旧型号的克式150毫米炮6门、8厘米野战炮5门以及前膛炮57门。
石头缝炮台位于北岸，在整个要塞体系的西北方向，此处炮台群的主要任务是掩护要塞的腹背，也就是白河上游方向。此处拥有阿式152毫米速射炮1门、克式120毫米L35速射炮3门、旧型号的150毫米炮7门、8厘米野战炮5门，另外还有前膛炮11门。
1900年，大沽要塞守军仍然由罗荣光指挥，拥有6个营约2700兵力，其中包括5个作战营（各有约500人）和1个水雷营（编制约200人）。守军属于直隶练军：南岸有3个营，副营驻扎大营炮台（威字、镇字、海字炮台），副右营驻扎南滩炮台，前营驻西沽的万年桥的营地；北岸也有3个营，副左营驻门字、高字炮台，左营驻石头缝炮台，此外负责水雷收放遥控的水雷营驻扎于大沽船坞的对岸。
二、强盗的集结（1900年5月至6月12日）
进入1900年的春季，随着义和团运动的不断蔓延，清王朝的一系列弹压措施难以奏效，列强对于清王朝的不满也与日俱增。1900年4月，几个列强国家已经纠集了一批军舰在大沽口外的渤海湾内举行了一次武装巡游意图震慑清廷，越来越多的军舰和兵力汇集在大沽口附近。不过任凭列强如何示威，义和团运动也没有消退的迹象。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各国对于清帝国的殖民化不断加深，在1897年后列强的行动愈发嚣张，尽管清廷总是唯唯诺诺，但各地民众并不乐意对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委曲求全。尤其是在1898年之后，一方面列强们凭借租借地可以更快地投放兵力，而另一方面，民众的抵抗意识却愈发强烈，冲突一再爆发。
1898年4月开始，反对法国人扩大租界的湛江遂溪县民众与法国军队打起了拉锯战；1899年3月，180名德军官兵在一名传教士的率领下讨伐了对德国人有敌意的日照，焚毁了数以百计的民房；1899年4月，试图阻止拓宽租界的新界农民和英军大打出手，英军则调来了军舰实施炮击；同样是在1899年初，旅顺口附近的当地农民武力攻打了俄国人开设的收税站……
首先意识到这一系列冲突背后逻辑的是时任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爵士，早在1899年春季，他就有了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他意识到，这一系列冲突是列强们的侵略行为正在激起民众的特殊反应——赫德的预感是对的，在华北地区，列强们的行动激发起民众广泛的愤慨，教会肆意为了扩充势力而介入乡村冲突引发了大量事端，清廷总是做出有利于教会方的判决，这导致民众对外国人怒火中烧，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破坏了原有的经济运行，更多的民众倾向于反感外国人。当这股愤怒的力量终于突破了清廷束缚时，便如同火山喷发一样一发不可收拾。1900年5月，义和团的扩张愈演愈烈。在山东，袁世凯勉强还能控制局势，而在直隶，尽管镇压强度丝毫不逊色于山东，但依旧难以遏制。
在针对民间的义和团运动时，清廷延续了自曾国藩以来的一贯做法，即“分清良莠”，也就是区分开采取暴力行动的危险团体和行为相对温和的团体，对前者重拳出击，对后者则以安抚为主，从而分化瓦解、消弭事端，起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效果。具体到义和团运动中，就是重点打击那些常使用暴力的义和团队伍，而对那些行为不出格的团体网开一面。然而在列强的外交官们看来，清廷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敷衍，他们甚至认为清廷有意放纵义和团。
5月28日，列强各国的公使团向清廷要求向使馆增派卫队。事实上，列强的这一要求完全是神经过敏，因为此时的京城还没有义和团，距离京城最近的一部义和团尚位于约50公里外的涞水。清廷有理由认为列强此举只是找借口派兵进京，因此予以拒绝。
5月30日，列强各国在大沽口集结的军舰数量增至12艘。各国公使再次向总理衙门要求派遣使馆区卫队。在倾听允许调兵之前，列强各国集结的卫队已经通过大沽在塘沽乘火车抵达天津。法国驻天津总领事当面向直隶总督裕禄发出威胁：“现在各国军队均已抵达天津，因此不论总署同意与否，各国使馆卫队定准明日进入北京。”
5月31日，迫于压力，清廷被迫允许列强各国向京师的使馆区派遣卫队，列强还要求直隶总督专门提供火车协助转运兵力。尽管清廷只允许每个国家派遣30人的卫队，不过在列强的外交官和将军们看来，每个国家才让去30个人，够干什么的？
因此，列强各国根本不打算遵守清廷的要求，仅第一批增援兵力就已经超出了标准，当日傍晚7时，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官兵组成的总数超过350人的队伍乘坐直隶总督提供的火车出发。6月1日，德军50人乘火车出发；6月3日，奥匈军30人乘火车出发；到6月7日，不断地有新派遣的兵力乘火车开赴使馆区，使得使馆区的卫队总数增加到近千人。
而在大沽口的外海，越来越多的军舰正在集结，其中仅万吨级战列舰就有4艘，包括英国海军驻华舰队的2艘战列舰“百夫长”（Centurion）和“巴夫勒尔”（Barfleur）、俄国海军的战列舰“伟大的西索伊”号（Sissoi Veliki）、美国海军的战列舰“俄勒冈”号（Oregon）。此外，联军舰队还拥有多艘大型巡洋舰，包括俄国海军的装甲巡洋舰“俄罗斯”（Russiya）、装甲巡洋舰“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mitrii Donskoi），英国海军的一等巡洋舰“恩底弥翁”（Endymion）、“曙光女神”（Aurora），还有德国海军东亚中队的“汉莎”（Hansa）、“赫莎”(Hertha)两艘大型防护巡洋舰。此外，联军舰队还有众多的二等巡洋舰、三等巡洋舰以及炮舰、驱逐舰可供调遣。庞大的联军舰队由超过1万名军官和水手操作，还搭载了大批陆战队员，随时威胁着大沽的清军海防工事。
清国海军在大沽港口也部署了相当多的舰只。尽管北洋海军主力不在此处，但仍有一些舰船留守在大沽口。其中最大的一艘军舰是排水量2950吨的防护巡洋舰“海容”，配备3门150㎜速射炮和8门105㎜速射炮。不过，对于拥有数艘战列舰和一等巡洋舰的列强舰队而言，从攻防性能上说充其量只能算三等巡洋舰的“海容”至少在外海并没有太大威胁。
更令联军忌惮的是那些雷击舰艇，大沽附近驻扎了6艘雷击舰，包括鱼雷炮舰“飞鹰”（排水量850吨，航速22节）、驱逐舰“飞霆”（排水量349吨，航速21.45节）以及4艘“海龙”型驱逐舰（排水量234吨，航速32节）。不过“飞鹰”、“飞霆”2舰此时正在船坞里维修，所以真正可以投入战斗的实际上是4艘“海龙”型驱逐舰。
大沽附近地位最高的清海军将领是北洋舰队提督的叶祖珪，坐镇“海容”号巡洋舰。叶祖珪是一位善于审时度势的聪明人，甲午战争期间的大东沟海战中，叶祖珪指挥的“靖远”在海战前半程表现较为消极，战后的损伤报告显示该舰中弹仅15枚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了12枚小口径机关炮弹，不过在海战后半程，“靖远”适时地升起指挥旗重新聚拢了剩余的舰艇回援主战场并迫使日本舰队后撤，这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在面对规模庞大的联军舰队时，精明的叶祖珪统领选择了退让，他的舰队并没有针对联军舰队的集结做出相应的备战举动。他的旗舰“海容”在入海口之外的沙滩外侧安然接受联军舰船的监视。
6月6日，面临列强军队以使馆卫队的名义不断进驻所带来的威胁，紫禁城的清廷中枢此时下令放松对义和团的打击，开始采用招抚策略。这倒并不是因为清廷真觉得义和团可以打败洋人，而只是因为害怕列强入侵所以不得不考虑利用义和团的力量。
从6月7日开始，不少义和团队伍开始大摇大摆的进入京城，尽管义和团暂未主动攻击外国人，但公使们已经难以容忍。列强的外交官们并没有认识到，正是他们调遣大批卫队的行为吓坏了清廷，所以清廷才决定暂缓打击义和团。因此，公使团决定调更大的一支军队来。此时，清军并没有实施有针对性的备战，通往京师使馆区最便捷的道路尚未被切断，人员和物资仍然可以由驳船运载通过大沽口进入白河上游，在塘沽火车站附近登陆，乘火车前往天津再进抵京师。
6月9日，在公使们的不断催促下，大沽附近的列强各国海军将领们决定组建一支约2000人的联军部队开赴京城支援公使团，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指挥。之前抵达的使馆卫队已经让清廷感到恐惧，直隶总督裕禄再次试图劝说联军不要出发，但他最后还是迫于压力提供了列车。
6月10日清晨3时，西摩尔中将率领的第一批兵力约500人乘船通过大沽口进入白河上游，其中包括他的旗舰“百夫长”号战舰的舰长杰里科。这支部队在塘沽附近登陆并开赴火车站，并未遭到大沽口守军阻碍，联军乘上直隶总督裕禄提供的列车，开始向京城进发。
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一部（可能有大约4000~5000名兵力）此时正部署在天津杨村附近，正好堵在西摩尔所乘列车的前进方向上，他们原本有可能阻止西摩尔中将的前进。但直隶总督根本没有把西摩尔的军队出发的消息传递给聂士成。直到西摩尔及其先头部队搭乘的列车通过，聂士成才通过属下的侦察报告得知有一股上千人的外国军队经过。
6月11日，得知又有一批全副武装、人数上千的联军乘火车赶赴京城，清廷更加担忧于列强各国行动的目的所在。之前抵达使馆区的使馆卫队已经是相当强大的力量，这次又有上千名全副武装的军队赶来，让清廷更加惊慌。在这一天，许景澄和袁昶被派往使馆区求见英国公使窦纳乐，央求他让这批军队撤回去，但却遭受到窦纳乐的断然拒绝。
这次外交失败对于清廷当中那些主张全力绞杀义和团以讨好列强的官员们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已经被证明不能阻止外国军队在华北肆意妄为地采取行动，迫于严峻的形势，朝堂上要求防范列强军队入侵的声音变得更大了。但即便如此，清廷中枢直到此时仍没有下定对列强各国开战的决心，之后数日内的一系列决策更多地出于对列强军队的戒备。
直到6月12日，西摩尔的军队从塘沽出征的第三天，清廷还没搞清楚这支军队到了什么地方，他们只能猜测这支军队可能位于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铁路线上的某个位置，他们暂时没有没有办法来阻止这股军队继续前进。
6月12日下午，西摩尔远征军的先头部队抵达廊坊。附近的一支义和团队伍通过一些消息渠道获知了有一支洋人军队将要路过此地，于是果断地采取措施，破坏了廊坊以西通往京城的铁路线，迫使西摩尔的军队不得不暂时停下来。
清廷并没有抗击侵略的完整计划，自然也就没有基于战争逻辑采取必要的行动。大沽要塞作为扼守白河入海口的重要关隘，其核心作用便是封锁入海口。然而直到6月10日之后，联军的陆战队以及物资装备仍可以乘驳船驶入白河并在塘沽附近上岸。
西摩尔远征军出动后，天津紫竹林租界也得到了支援，其中包括贝蒂率领的150名英军。6月12日，多达1700名俄军官兵在塘沽登陆并开赴紫竹林租界，这就使得紫竹林租界区域的联军兵力猛增到2000人以上，紫竹林租界成为了联军掌握的一处良好的桥头堡和进攻出发阵地。
在塘沽登岸陆续登陆的联军部队构成了对大沽腹背的巨大威胁。理论上，大沽、北塘、新城三处要塞理应互相策应。然而，这三处要塞此时都没有额外的机动兵力可以投入野战。位于大沽背后的新城要塞本应该部署一支强有力的野战部队以便随时策应海岸线上的防御工事，然而清廷此时根本没有实施任何针对海上入侵的战争准备，沿海各要塞只有最基本的守备兵力，无力抗击来自陆上的攻击。
在1900年6月上旬，华北地区部署的清军主力要么在打击四处流动的义和团，要么在防备不顾劝阻一意孤行进京的列强联军。清帝国在华北部署有大约6万名武卫军，其中荣禄部和董福祥部在京师驻防，袁世凯部驻防山东，宋庆部驻防山海关，距离大沽最近的是聂士成统率的武卫前军所属20个营（步兵10个营，炮兵、骑兵各5个营）约16000人，但聂士成的军队在6月上旬仍分散在各处弹压义和团的活动。
大沽要塞的守军只有约2700人，其中只有约2000人被部署于南北两岸的4座炮台，这点儿兵力甚至不足以操作该要塞配备的所有火炮（约180门），并没有多少可以用于对抗陆战队的步枪兵。而且，大沽口的防御工事缺少适合对付步兵的轻型速射火力（例如哈奇开斯5管37毫米机关炮），这就导致要塞缺乏对抗大批步兵冲击的能力。直到6月12日，从塘沽上岸的联军部队不断地被调到西面，但是，没有人保证下一次上岸的陆战队不会瞄准大沽要塞的背后。
三、失控的京城（6月13日至6月15日）
6月13日，在没有遭受义和团主动攻击的情况下，包括外交官在内的许多外国人带着武器冲出使馆区，开启了他们所谓的“猎取团民”行动。一群持有武器的外交人员在一个国家的首府四处猎杀该国民众，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且骇人听闻的，这导致冲突不可逆转地趋向于更加激烈的方向。
这些“文明人”之所以做出如何有失身份的事情，主要是因为西摩尔中将进军的消息传到了使馆。由于清廷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曾国藩原则，即重点打击有暴力倾向的团体，这就使得涌入京城的义和团的行动暂时还处于比较温和的轨道上。使馆区尚未遭到攻击。但在这些经常和殖民地打交道的外交官们看来，既然全副武装的远征军即将抵达，那就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了，现在他们觉得可以像在殖民地的那些同行一样为所欲为了。况且，懦弱的清廷并没有派遣军队阻止外国人的行动。
6月13日中午，德国公使克林德率领卫兵主动出击猎杀义和团，捉住了一个穿着义和团衣服的中国少年，尽管总理衙门派来了三位高官求情，但德国公使依然扣下了扳机。
6月13日这一天，猜测西摩尔的军队可能已经抵达一处距离京城不远的地方，位于紫禁城的慈禧太后不得不做出了一些要求备战的指示，意识到战争的脚步临近，她命令直隶总督裕禄，将聂士成的军队调往天津的铁路沿线加强防备，同时，她命令裕禄竭力阻止列强各国再调遣更多的兵力。驻防大沽口的罗荣光也接到了提高戒备的指示。
前据裕禄报称，日内有洋兵千余将由铁路到京等语。现在近畿一带土匪滋事，办理方形棘手，各国使馆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亦已足敷保护，傥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着裕禄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傥有各国兵队，欲乘火车北行，责成裕禄实力禁阻。并着聂士成整齐队伍，备豫不虞。其大沽口防务并着督饬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测。
同一天，尽管被德国公使打脸，但清廷还是希望缓和关系。许景澄和袁昶以及另外3名要员被派往使馆区第二次求见英国公使，希望列强们撤出正在向京城开进的军队，再一次遭到拒绝。同时，慈禧太后再次发出上谕，要求各地尽快恢复电报通讯并修复被摧毁的铁路线，同时，她命令各地驻军加紧控制义和团的行动：
京津一带电杆现被匪徒拆毁不少，著裕禄即行电商盛宣怀，速派妥员尅日集料兴工，逐段修复，……至津芦铁路，现闻洋人有干预修复之说，亟应自我复设，免致授人以柄。……并著裕禄酌派得力队伍，随时认真弹压。毋致再有抗拒。
不过，中国民众的想法和行动并不是慈禧太后所能直接掌控的。由于清廷采取剿抚并用策略，在6月上旬涌入京城的义和团在行为上还是相对温和的……这一切截止到12日，然而经过了6月13日的“猎取团民”，更多的人被这些迫真外交官们激怒了，13日傍晚成百上千的民众愤怒地涌向使馆区，使馆卫队则以枪弹做出回应，任何移动的人影都有可能招致枪击，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更是搬出了重机枪向街道扫射。
直到六月十三日为止，对中国教民的袭击尚未开始。杉山彬事件和梅格林克被殴都是孤立的事件。但自十三日那一天开始，形式起了根本的变化。
从6月13日夜开始，被激怒的的义和团以及京城民众开始以牙还牙，对教民和教堂的大规模攻击就此开始，北京天主教东堂被点燃焚毁，不少与外国人有关的建筑受到了波及。
6月14日，清廷仍试图缓和局势。载澜被派往天主教北堂前去阻止进一步冲突，不过列强各国的外交官们显然对清廷的委曲求全并不领情，在这一天，德国公使在城墙上看到有义和团在城墙下操练，他随即命令卫兵开枪射击，导致数十人死伤。当日，数千人包围了使馆区，他们几次试图冲进去但都被使馆卫队击退，于是围绕在使馆区周围，一整晚都在呼喊口号。
西摩尔将军率领的联军并没有如公使团期望的那样迅速抵达使馆区。由于前方铁路线被义和团临时破坏，远征军被迫于6月12日在廊坊停下。到6月15日上午，联军指挥官西摩尔中将得知身后从天津出发经过的铁路线也被拆毁了，对他们来说另一个坏消息是，驻防在他们后方芦台地区的聂士成部队被发现已经离开驻地，不知去向，西摩尔此时也不清楚清廷的态度。
这样一来，西摩尔的远征军就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处境，没有后勤，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除非这支军队脱离铁路线行动。但如果脱离列车，那就等于主动放弃了有利的阵地，联军将可能会在不熟悉的地形中陷入到与义和团的混战之中，而且他们的给养也不充足。
四、大沽阴谋（1900年6月15日至16日）
西摩尔中将遭受的挫败刺激到了天津的领事团和大沽口的列强将军们，由于铁路线被切断，他们与西摩尔中将指挥的远征军失去了稳定的联系，与公使馆的联系也因为电报线被毁而中断，这让大沽附近的联军舰队高层变得头脑发热。面前的大沽要塞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一些将军开始鼓吹夺取大沽要塞，尽管联军和清廷并未进入战争状态。
6月15日上午，联军高级将领在俄国舰队旗舰“俄罗斯”号装甲巡洋舰上举行司令官联席会议。在会上，德国海军的班德曼将军公开鼓吹要直接控制天津至大沽的铁路线，因此必须要夺取大沽要塞。在没有爆发战争的情况下贸然夺取清帝国的海防工事，这无疑是一种宣战行为。俄军司令官认为这种不宣而战的行为会让公使团和西摩尔中将的军队陷入危机，法军司令官也赞同俄国人的意见，因此此次会议并没有达成共识。
6月16日，清廷并不知道西摩尔的军队已经被阻滞于廊坊，担忧这支军队可能已经到达了一处距离北京不远的地方，清廷中枢同时做了两手打算。
慈禧意识到联军也许不会停下，她决定把董福祥统率的甘军部队调往西面用于防备西摩尔远征军。尽管对义和团的战力仍有疑虑，但鉴于一场侵略迫在眉睫，慈禧下令允许各地清军收编义和团中的青壮年以缓解兵力不足的问题，“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主和派竭力试图说服慈禧，要求她用更严厉的手段打击义和团以避免与外国冲突，然而此时的慈禧却表示反对，她在朝堂上的发言显得很无奈，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某种意义上说这段发言的英文版比文言文版本更符合原意：“Perhaps their magic is not to be relied upon; but can we not rely o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Today China is extremely weak. We have only the people's hearts and minds to depend upon. If we cast them aside and lose the people's hearts, what can we use to sustain the country?”慈禧太后很清楚，如果为了讨好外国公使们继续围剿义和团，就等于把相当多的民众推到了对立面，她意识到与列强的冲突也许难以避免，“再不服阻，则决战”。
即便到了这时候，清廷仍没有完全放弃通过外交斡旋解决问题的努力，荣禄统领的武卫中军被命令派一些部队前去保护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尽量分隔开跋扈的外交官以及愤怒的民众和义和团，此举也是为了让西摩尔的军队失去继续前进的理由。许景橙和那桐被派遣出城劝阻可能将要到达的列强军队。
截止到1900年6月16日，华北地区的联军分成4股力量，其一是使馆区的公使馆卫队近千人，其二是困在廊坊附近的西摩尔军约2000人，其三是天津紫竹林租界守军约2500人，其四是大沽口附近的舰队（包含水手在内总计1万人以上）。前三者已经与各地的义和团大打出手，而大沽口附近的联军舰队还没有遭到任何敌对行动。虽然大沽口要塞扼守着白河的入海口，但是联军经过入海口的人员物资转运并未遭到阻拦，可以说畅通无阻。
6月16日上午9点，又有一批陆战队员在塘沽附近上岸。这次是前一日下午抵达大沽的日本帝国海军“丰桥”号水雷母舰（Toyohashi）运来的约3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携2门野炮），这支部队乘船进入白河，在塘沽火车站附近登岸扎营。
16日上午，联军高级将领再次到俄国舰队旗舰“俄罗斯”号巡洋舰上再次举行司令官联席会议。有流言说清军正在从山海关调集军队增援大沽（其实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切断西摩尔远征军的退路。此时传到大沽的谣言甚至包括了德国的克林德公使被击杀，这件事实际上是在4天后才发生的。再加上西摩尔的军队仍然杳无音信，这使得大沽口附近的联军高层迫切想要采取一些更加积极的行动。
大多数联军将领都表示赞同德国将军的意见，一名英国海军少将担忧“攻取大沽等于给在中国的外国人判死刑”，不过最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达成了共识——要尽快占领大沽要塞。美军的司令官暂时没有得到上面的授权，所以选择不参与这场战斗。
不过，联军还需要一个采取行动的借口。
16日下午，大沽守军水雷营的人员驾驶着驳船在河道中布放了一些水雷，这些水雷用电缆连接到岸上的控制装置，需要岸上人员遥控起爆，船只触碰并不会引起爆炸，所以此举并不能阻碍联军途径白河的人员和物资转运。但是在联军看来，这就是一个让他们采取行动的理由——既然守军有布放水雷的举动，那就意味着清军有封锁入海口的企图。虽然这还没有妨碍联军的任何行动，但是，守军布放遥控水雷的行为已触动了这些“文明人”身上敏感的神经：他们绝不允许眼皮子底下有任何有敌意的行为。
联军将领决定对大沽要塞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守军在17日凌晨2时之前交出要塞，否则联军将会武力夺取这些海防工事。
不过，列强的将军们并没有立刻把最后通牒递交给大沽要塞者或者清廷。因为他们想要尽快夺取大沽要塞，所以就不能让大沽要塞有时间备战，这也说明他们很清楚大沽要塞并没有敌意。在16日白昼，他们需要为这次进攻做好准备。他们也不打算给清廷实施外交斡旋的时间。所以他们把递交最后通牒的时间尽量向后拖延，尽量压缩递交最后通牒时刻与通牒要求交出炮台时刻之间的间隔，目的是让大沽要塞守军最后只剩下2个选择：撤退或战斗。
16日下午，联军加紧备战。
大沽要塞的工事建设其实并不算非常坚固，炮台外侧只有一层硬土筑起的掩体，大部分露天炮位只有土质胸墙作为掩蔽；新列装的速射炮还配备有几英寸厚的半敞开钢盾；一部分火炮布置于堡垒下层的炮廓中，有的指向外海，有的指向内河，有建筑物墙壁作为掩体。8英寸或者10英寸的炮弹足以破坏这些堡垒的结构。但是，装载这些大口径火炮的大型军舰吃水较深，难以靠近大沽炮台。在大沽的入海口附近有大量泥沙淤积，还有一些高于水面的沙滩，大型军舰难以靠近，只好停泊于距离入海口约10-12千米处，在这样的距离上射击是没有准头的。
因大沽湾系泥泞之斜堤，水流最为纡回，凡吨位大、吃水深的军舰，皆停泊于口外10~12千米之外，以免搁浅。
只有轻型舰艇能够驶过大沽口驶入白河。因此，如果打算从海上对炮台发起进攻，联军将只能依靠那些没有防护的浅水炮舰，这一类船只显然不能抵御中口径火炮发射的高爆弹。如果让这些只有十几毫米钢板的炮舰顶着炮台火力由外海靠近炮台，显然会被接踵而至的炮弹撕碎。
不过对联军而言非常有利的一点是，入海口还没有被关闭，所以他们可以利用递交最后通牒之前的时间，提前把更多的炮舰派遣至白河上游，让炮舰从白河上游发起攻击，这将导致要塞内配置于暗炮台的很多火炮失去作用。更重要的是，陆战队员也可以乘船抵达白河上游的塘沽上岸，从背后进攻炮台。
当日，沙皇俄国海军的一艘防护巡洋舰“科尔尼洛夫海军上将”号又运来了一个连的俄军（168名），进一步增加了大沽口附近联军可用的地面作战兵力。
16日下午3点15分，乘坐驳船驶过大沽口之后，俄国人的这个连率先登陆。45分钟后，又有英军250人、德军130人、奥军50人、意军25人登岸。不同于之前几次向使馆区的增兵，这一次，联军的陆战队登陆后并没有立即乘火车离开，而是就地在炮台背后西北方向的塘沽火车站附近扎营，再加上上午登陆的约300名日军，组成了一支大约900人组成的地面作战部队。
更多的联军炮舰驶过大沽口，开往白河上游待命。到6月16日下午，白河上游聚集的联军军舰数量增至10艘，其中包括2艘英国驱逐舰以及美英法德俄日6国的8艘炮舰。担负炮击任务的8艘炮舰性能参差不齐，最小的只有约500吨，最大的也不到1400吨；有刚刚服役不到1年的新舰，也有服役10年以上的老舰，这支拼凑起来的部队中甚至包括一艘老掉牙的明轮船。
按照联军的计划，如果清军拒绝在17日凌晨2时交出那些布置岸防炮的工事，那么，联军就要以武力夺取这些工事。已经驶入白河的10艘联军舰船将执行两个任务，即控制停泊于码头的4艘清国驱逐舰并以炮火压制河口两岸的炮台，配合陆战队首先夺取北岸的炮台群，随后再对付南岸的炮台群。
美军的“莫诺卡西”号炮舰是一艘1863年开工的老式明轮船，只有2门前膛炮和几挺Colt机关枪，因此不能指望这条破船发挥什么作用，况且美国军队暂时还没有得到授权参战。日本人的“爱宕”号炮舰有1门C/72型21厘米22倍径后膛炮、1门120毫米副炮以及2门诺登费尔德机关炮，但这艘炮舰携带了过多的弹药，机器也有些故障，不能投入战斗。因此联军在白河上游的实际可用舰只数量减至8艘。按照计划，2艘航速可达30节的英国驱逐舰“牙鳕”和“声誉”将负责对付他们的同行——即停泊于码头的清军4艘“海龙”级驱逐舰；以舰载火力压制岸防炮的任务，就落在了分属于俄国、德国、英国、法国的6艘炮舰上。
攻占炮台的任务交给陆战队来完成，战斗开始后，约100名陆战队员（日军）留守火车站，而主力约800人将指向“西北炮台”——也就是掩护大沽口要塞西北方向的石头缝炮台。炮舰的任务是集中火力压制要塞体系西北方向展开的西北炮台（即“石头缝炮台”），掩护陆战队占领此处，随后再解决其他炮台。
关于联军6艘浅水炮舰的武器配置，目前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史料。对于英国海军“阿尔及利亚人”号炮舰的武器配置，奥匈帝国海军军官撰写的《在中国战斗》中认为该舰配备有6门4英寸速射炮、4门47毫米机关炮和3门马克沁37毫米机关炮。而英文网站没有一个提及该舰并没有配备3门马克沁37毫米炮，最小的3门火器被记录为3挺马克沁机枪。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决定采信《布拉赛海军年鉴1897》的记录，“阿尔及利亚人”应该没有配备37毫米炮，该舰武备应包括6门4英寸速射炮、4门47毫米炮和3挺机枪。关于德国海军“鸡貂”号炮舰，《在中国战斗》认为该舰配备有4门88毫米速射炮、8门37毫米机关炮以及4挺机关枪。然而，《"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认为该舰只有4门88毫米30倍径速射炮和6挺机枪。German Naval History也认为“鸡貂”配备有4门88毫米炮和6挺机枪。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查阅了《布拉赛海军年鉴1902》，该书给出的武器配置记录是“8门3.4寸炮、6门1.4寸炮、2挺机枪”，一系列历史照片显示“鸡貂”有4门主炮这一事实是不可辩驳的，但《在中国战斗》明确开列了37毫米弹药的消耗（1190发），因此37毫米炮应该是存在的，所以采信《在中国战斗》的说法，即“4门88毫米速射炮、8门37毫米机关炮、4挺机枪”。关于法国海军炮舰“狮子”的武备情况也存在不同说法，奥匈军官撰写的《在中国战斗》以及日军战史都认为该舰配备有“2门138毫米炮、2门100毫米炮以及2门37毫米转管机关炮”，而《布拉赛海军年鉴》则认为该舰有“2门5.5寸炮以及4挺机枪”。由于《在中国战斗》具体给出了100毫米弹药和37毫米弹药的消耗数量，因此采信《在中国战斗》的说法，即“2门138毫米炮、2门100毫米炮、2门37毫米转管机关炮”。
总而言之，在联军的6艘炮舰中，火力最强大的是英国人驾驶的“阿尔及利亚人”号巡逻炮舰（Algerine，国内多译为“阿尔杰林”）。该舰主要武器是为6门4英寸40倍径速射炮。其次是俄军“吉兰人”号炮舰（Gilyak，国内曾译为“基立亚克”），配备了法国加奈特公司生产的1门120毫米速射炮和5门75毫米速射炮。战斗力排在第三位的是德国炮舰“鸡貂”（Iltis，国内曾译为“伊尔提斯”），配备了4门88毫米速射炮和8门机关炮。而其余两艘俄国炮舰（“高丽人”和“海狸”）以及一艘法国炮舰（“狮子”）为1886年之前建造，只配备了数门老式架退炮和一些机关炮。上述6艘联军炮舰总计拥有约75门各型火炮和机枪，其中有40门是小口径机关炮或者机关枪，口径在7厘米以上的火炮有35门，而在这些7厘米以上火炮中只有16门是现代化的速射炮（“阿尔及利亚”的6门4英寸炮，“鸡貂”的4门88毫米炮，“吉兰人”的1门120毫米和5门75毫米炮）。
由于联军的炮舰此时位于两岸炮台的上游，这就使得炮台大部分布置于暗炮台的火炮失去了作用。因为那些暗炮台内的火炮大多指向海面。但即便如此，能够转向内河射击的岸防炮也不可小觑，根据各方面资料分析，大沽要塞有67门火炮能够瞄准内河方向射击，其中包括4门口径超过20厘米的重型岸炮（南滩炮台的2门240毫米L35炮和2门210毫米L35炮）以及16门现代化的100毫米以上速射火炮，另外还有7门半新不旧的克式150毫米架退炮、18门克式野战炮以及22门旧式前膛炮、臼炮。
对比交战双方的火力，炮台拥有更多重炮和中口径速射炮（100-160㎜）；而炮舰编队拥有更多的小口径机关炮（50㎜以下）。200毫米以上重炮以及4-6英寸口径的中口径速射炮对于缺乏防护的炮舰有足够的杀伤能力。根据1894年清日战争的经验，只需要10-15枚中口径爆破弹就足以重创一艘2000吨级防护巡洋舰。因此，如果炮台能够充分地发挥其武器的性能，联军炮舰将会遭受严重的损失。而联军炮舰则缺乏100㎜以上速射炮，对于堡垒工事的破坏能力有限。联军的优势在于机关炮，能够对炮台上运送弹药的人员构成较大的威胁。不过即便如此，炮舰的任务也只是压制炮台，从而掩护真正的杀手锏——陆战队的攻击。
傍晚5时，内河的联军各炮舰指挥官在沙俄海军“海狸”号炮舰（Bobr）上开会商议了作战计划，确定了战斗队形，排列了各舰的位置，计划由“海狸”发出战斗信号。
8点30分，联军各舰开始移动位置，所有军舰分为4组，4艘炮舰和2艘驱逐舰以纵队停泊于塘沽以南的南北向河道，4艘炮舰以纵队停泊于于家堡以东的南北向河道。所有船只排列成两个南北向的纵队，与由北到南展开的4座炮台保持近似平行。
- 2艘炮舰（美军“莫诺卡西”，日军“爱宕”）停泊于白河左岸的塘沽附近
- 2艘炮舰（法军“狮子”，德军“鸡貂”）停泊于塘沽以南靠近海关的河面
- 2艘驱逐舰（英军“声誉”、“牙鳕”）停泊于水雷营附近的白河左岸，监视停靠在大姑船坞附近海神庙码头停靠的4艘清军驱逐舰
- 4艘炮舰（俄军“朝鲜人”、“海狸”、“吉兰人”，英军“阿尔及利亚”）停泊在于家堡和东沽之间的白河右岸，与炮台对峙
6月16日入夜9时之后，一名俄国上尉前往炮台，向大沽要塞的指挥官罗荣光递交了联军司令官们拟定的最后通牒。通牒的内容十分简单：在17日凌晨2时之前交出炮台的控制权，否则联军就会发动进攻。罗荣光与这个俄国军官争辩，他试图向俄国人说明他需要时间与上面沟通，很难在17日凌晨2时之前做出回应。但这名俄国军官不听解释扬长而去。
在双方并未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联军直截了当地要求、或者说他们在“命令”一处极端重要的海防要塞守军在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内撤出他们的工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也没有给守军留出向上面汇报情况的足够时间（电报线已经被毁）。另一份最后通牒应该被交给直隶总督裕禄，但是这一份文件的递交也被拖延了，清廷中枢不可能获得消息并做出决策，很明显，联军不打算给清廷任何外交斡旋上的可能。
守军只剩下2个选择：撤退或者战斗。
午夜12时，探照灯发出的一束灯光从炮台上射出，指向了停泊于白河上游的联军炮舰。片刻之后，灯光消失。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这意味着大沽要塞的守卫者试图确定这些炮舰的确切位置，也许是为了瞄准，战斗在所难免。
五、大沽口的七小时
1900年6月17日凌晨00:50，距离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还有70分钟，炮台抢先向河道中的联军炮舰开火。炮台第一轮发射的炮弹贴着联军舰船的上空飞过，由于之前测定炮舰位置时正处于涨潮，战斗开始时正在落潮，所以此时炮舰的位置相比于之前更低，第一轮炮弹全部从炮舰上方飞过。
俄军“海狸”号炮舰首先以灯光发出警告，英军“阿尔及利亚人”、俄军的“吉兰人”和“高丽人”随即以灯语信号回应，各舰立刻向炮台开火。停泊于上游海关附近河面上的法军炮舰“狮子”和德军炮舰“鸡貂”立即开始顺流而下，试图与上述4艘炮舰汇合。
在沿岸各炮台群中，对于联军炮舰威胁最大的即为大沽要塞位于西北方向的石头缝炮台。此处炮台建设于北岸入海口炮台的西北方，掩护着内河方向。这是一座有内外两层营墙的堡垒，内侧营墙顶部的四角各有1门中口径速射炮，其中1门是英式6英寸40倍径速射炮（估计是江南制造局的仿造产品），其余3门是克虏伯公司生产的120毫米35倍径速射炮。另外，此处堡垒还配备了7门旧型号的克式150毫米炮以及11门旧式前膛炮。
德国海军“鸡貂”号炮舰首先尝到了德制120毫米速射炮的威力，该舰接连被炮台发射的炮弹击中，包括舰长在内的10多人死伤。不过遗憾的是，命中“鸡貂”的炮弹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适时起爆，一个原因可能是部分炮弹安装了适合对抗装甲舰的引信，然而在面对只有一层薄弱钢壳的炮舰时，这种不合适的引信却导致炮弹不能起爆，再加上炮弹多命中该舰的上层建筑，“鸡貂”得以继续战斗。
与“鸡貂”一起行动的法军炮舰“狮子”的武备包括4门老式架退炮（2门5.5寸炮和2门3.9寸炮）和2门哈奇开斯机关炮，大概是因为老式火炮的射击频率较慢，所以这艘法军炮舰并没有遭受和“鸡貂”一样的猛烈火力，该舰中弹仅3枚，受损轻微。
同样停泊于上游的美军炮舰“莫诺卡西”也遭遇到炮火攻击，一枚6英寸的榴弹击穿了该舰尾部但没有爆炸。
在河道第二个拐角的西南方，驻扎于万年桥地区的前营部队接到消息后赶到河岸，在大约100名民夫的协助下架设了火炮，这个营没有配备大中口径岸炮，只有一些轻型火炮和轻武器，再加上清军的射击技术不高，并没有对“莫诺卡西”和“爱宕”造成什么威胁。有资料显示，“莫诺卡西”在靠近码头航行时，发现有一些人在岸上用步枪向他们射击，但没有遭受损失。
直到1点之后，停泊于大沽船坞附近码头上的清军4艘“海龙”级驱逐舰（“海龙”、“海青”、“海华”、“海犀”）仍然没有采取任何备战措施。在战斗开始之前，大沽要塞的指挥官罗荣光派人向停泊于海神庙附近码头的驱逐舰传递消息，要求他们在战斗开始后配合攻击河道内的联军舰船。但是，正如史实所显示的，这些驱逐舰的乘员并没有做好战斗准备，4艘驱逐舰两两一组靠泊于码头，锅炉也没有启动。
英国人的2艘驱逐舰“声誉”和“牙鳕”拖着小汽艇靠近码头时，炮台上的一些火炮调转方向朝2艘驱逐舰射击，“牙鳕”被一枚6英寸炮弹贯穿了煤仓和机舱，但是炮弹没有爆炸。
单纯看纸面数据，英军驱逐舰在单舰火力上稍占上风，但是双方数量是2比4，清军占优，火器对比是英军的2门76毫米炮+10门57毫米炮对阵清军的24门47毫米炮。对于这种排水量不超过400吨的轻型舰船来说，47毫米炮弹足以把船壳打成漏勺。英舰靠近时，4艘清军驱逐舰既没有驶出泊位，也没有组织火力拦截，船员仓促逃散。“声誉”号驱逐舰的舰长罗杰·凯斯带着一群人跳帮登上了这些驱逐舰，短暂的冲突过后，英军控制了4艘驱逐舰。
凌晨1点30分，英国人没有付出任何人员伤亡即控制了清军停泊于码头的4艘驱逐舰。英军的回忆提到他们驶出码头时，岸上有一些人向英国人开枪射击，按照位置推测，射击者可能是从万年桥赶来的前营的一些分队，但他们没有给英军造成伤亡。很快，英国人系好了缆绳，拖着战利品驶向另一处安全的泊地（有资料显示，4艘驱逐舰暂时被拖往上游）。
炮台失去了舰队的支持，现在他们只能独立对抗联军的攻势了。
从凌晨1时开始，6艘炮舰与大沽口两岸的炮台展开了持续的对射。
在白河北岸，从塘沽火车站附近的营地出发的陆战队800余人在一处废弃的炮台附近集合，他们悄悄前进至距离石头缝炮台约800步的距离前潜伏下来，推进的过程中并没有守军的阻击。在此之前的6年前，大沽要塞的指挥官罗荣光曾提议在大沽要塞后方白河上游沿河道建设几座陆路防御工事以掩护石头缝炮台的后方，这项提议后来不了了之。因此，在1900年6月17日凌晨，陆战队员得以直接抵达可以攻击西北炮台主要堡垒的位置。
但即便如此，此时的局面对于侵略者来说依旧十分棘手，他们周围都是地势平坦的岸滩，想要隐蔽地走到守军的营墙下是绝无可能的，陆战队将不得不冲过一段约1000码的旷野攻击据守工事的清军，这显然会招来猛烈的火力。因此，陆战队并不会直接发起攻击，按照计划，首先由河道中的炮舰全力攻击炮台，当炮台火力受到压制后，陆战队再发起冲击攻下炮台。
从1点到3点，炮台与炮舰之间的对射一直在进行，互相谁也不能完全压制对方。由于缺乏口径100毫米以上的大中口径速射炮，联军的炮舰很难直击摧毁炮台上的炮位。而另一边，由于清军炮兵没有掌握炮表，所以炮手主要根据炮弹落点的远近逐步调整火炮的俯仰，“止就炮口之低昂，以论落子之远近， 止窥炮上之两星，以定直线之准” ，想要取得命中自然也十分困难。
凌晨3时左右，俄军“吉兰人”号内河炮舰冒险打开了船上探照灯试图确定对手的位置，此举很快招来了很多炮弹。凌晨3时左右，炮台发射的1枚炮弹钻入了“吉兰人”的一座存储有136枚弹药的弹药库爆炸，引起了一次严重的弹药殉爆，剧烈的爆炸掀翻了弹药库之上的甲板并且导致了严重的火灾，造成超过40人伤亡。
同时，与“吉兰人”相邻的俄军“高丽人”号炮舰亦遭受重击，一枚榴弹击中了弹药库上方的餐厅并引发火灾，舰长连忙下令向弹药库注水。紧接着，又有几枚炮弹击穿了锅炉仓的舱壁，炸毁了通风装置，该舰不得不驶向浅滩搁浅以避免沉没。
时间刚过3时，大概是认为炮台已经收到了严重的压制，潜伏了约2个小时的陆战队开始前进，分成几队一起扑向左营驻防的石头缝炮台，随即被守军发现。清军战斗报告中的记录显示他们错误地判断了这股敌军的来源，清军误认为这股敌军刚刚从河道中的舰船转乘小船上岸，“以小船载洋兵登岸，迭次分道扑营”。石头缝炮台外墙上的守军立刻以步枪迎击来犯者，“该营放枪迎敌，击毙洋兵甚多，敌锋大挫”。
英国陆军情报处编写的《1900-1901年在华军事行动官方记录》中的一份报告证实了联军所遭受的这次挫败，报告显示，进攻者“在完全平坦且坚硬的泥地上推进，周围没有任何可以充当掩体的东西”，进攻者发现之前的炮击并没有给炮台造成严重损伤，堡垒“几乎完好无损”，守军的射击给进攻者造成了不小的伤亡，因此，英军指挥官克拉多克决定后撤。
清军战后的报告揭示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清军指挥官并没有意识到试图攻打石头缝炮台的敌军兵力来自16日从塘沽上岸扎营的陆战队，而误以为敌军是刚刚从河面上的敌舰下来的。当遭受挫败的敌军后撤并且在视野中消失之后，炮台守军便以为这股敌军已经退回了船上，“余仍折回兵船”。然而事实上，被击退的陆战队只是暂时退回了石头缝炮台西面的进攻出发地，在黑暗中继续观察形势。
3时30分，炮舰与炮台之间的搏斗还在持续，炮台火力似乎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削弱，这使陆战队的指挥官中有些人想要打退堂鼓。天就要亮了，这意味着他们很快就要暴露在旷野中，守军也许会调转过大炮来轰炸他们。此时，俄国连队的指挥官斯坦科维奇中尉表示了反对，他建议再等一个小时并强硬的表示，即使其他部队撤退他也会率领他的连进攻炮台。于是，陆战队继续等待。
4点，为了支援陆战队行动，英军炮舰“阿尔及利亚人”和德军炮舰“鸡貂”驶近石头缝炮台，各炮舰火力集中攻击石头缝炮台，掩护陆战队接下来的攻击。
英军“阿尔及利亚人”号三桅舰虽然也被命中了几枚炮弹，但并未遭受比较严重的损伤。该舰行驶至距离石头缝炮台只有800码的河道近处，向炮台猛烈射击。由于石头缝炮台的4门中口径速射炮都布置在堡垒顶部且炮位有胸墙环绕，导致速射炮无法俯下炮口，“阿尔及利亚人”得以单方面地向对手倾斜火力而不会遭到还击。英军炮手使用4英寸40倍径速射炮向炮台发射了许多装填苦味酸炸药的25磅高爆弹，相比于老式的黑火药高爆弹，装填苦味酸炸药的高爆弹不但更容易引起火灾，而且爆炸时会产生有毒的黄绿色毒气。
德军炮舰“鸡貂”尽管中弹超过15发，但被命中的部位都在上层建筑且部分炮弹未爆，因此“鸡貂”仍保持了较为完整的作战能力，该舰行驶到毗邻“阿尔及利亚人”的位置，用88毫米速射炮和37毫米机关炮向炮台射击。
此时，天色渐渐变亮。
4点30分，经历了约30分钟集中火力狂轰滥炸，石头缝炮台的守卫者伤亡惨重，营管带已经战死，500余名守军死伤过半。
此处炮台有4门中口径速射炮、5门旧式150毫米炮以及4门克式野炮可以瞄准内河方向开火，然而由于人手不足，5门150毫米架退炮从战斗一开始就从未被使用过。由于没有采用提弹井，许多人力被用于给4门速射炮搬运弹药。4点以后，密集落下的炮弹扫荡了石头缝炮台的堡垒顶部，导致运送弹药的人员大量伤亡，速射炮的弹药供给陷入了困境，有的速射炮被正面贯穿了炮盾并被摧毁。
英军的一份报告形容此时“堡垒的火炮几乎全部沉默了”。陆战队向炮台发起了第二次突击，守军用一侧的2门野战炮试图拦住入侵者，但没有奏效。
4点35分，正当陆战队员快速逼近时，石头缝炮台上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爆炸，似乎是一处弹药囤积点发生了殉爆（法军“狮子”号炮舰宣称该战果是他们的一门5.5寸炮所取得）。此时，各国侵略军的陆战队员就像竞赛一样地较量谁先进入炮台，冲击至炮台外墙时他们遭遇到步枪火力的拦截，日军陆战部队的指挥官服部少佐在准备翻越围墙时中弹当场毙命。
但没过多久，大批陆战队员涌进了堡垒，炮台内还能战斗的守军（估计不超过200人）很快就被击溃，幸存的守卫者被逐出堡垒，向北面的北塘方向转移。
4点50分，石头缝炮台陷落，日本人和英国人率先升起了旗帜。联军在检查中发现石头缝炮台有2门120毫米速射炮被击毁，护盾被击穿，旋转机构、装填机构以及炮管都被击坏，堡垒顶部的炮位周围有大量守卫者的尸体。
早晨5时，直隶总督裕禄终于得到了交给他的最后通牒，裕禄意识到此时战斗可能已经打响了，他觉得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外交欺诈，但他现在也不知道大沽要塞此时情况如何，只好暂时把列强要求占据大沽要塞的消息派人送交清廷中枢。
正当直隶总督陷入愤怒之际，联军的陆战队已经开始向下一个目标——北炮台（门字、高字炮台）进发。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门字、高字炮台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爆炸，似乎是“阿尔及利亚人”发射的炮弹击中了一处弹药囤积点。
在西北方的石头缝炮台陷落后，门字、高字炮台的背后已经完全暴露出来，可能是因为意识到后路即将被切断，门、高炮台的守军并没有像石头缝炮台一样试图坚守阵地，此处守军几乎未做任何抵抗即放弃了尚能使用的火炮和工事，向北塘方向溃逃而去——然而事实上，联军并没有切断其后路的打算，陆战队沿着最短的路线径直前进至门字、高字炮台，发现守军已然溃逃而走。
5点30分，联军占领门字、高字炮台。经检查发现，该炮台被命中的部位集中于门字台的2门152毫米速射炮，这2门炮被多次命中但还能使用。
在此期间，南岸炮台调转炮口试图轰击对岸的联军陆战部队，不但没有起到效果，反而分散了用来攻击炮舰的火力。鉴于北岸的两处炮台已被占领，河道中的联军各炮舰将炮口转向南面。3艘炮舰行驶至于家堡附近的河面与南岸各炮台对射。南岸炮台此时也面临着速射炮没有俯角的问题，难以发挥作用。
联军陆战队的炮手开始接管北岸各炮台上尚能使用的速射炮，调整仰角指向南岸的炮台群。这些速射炮被安置于较高的位置，这意味着，它发射的炮弹可以居高临下地飞过南岸各炮台的外墙，攻击其内部设施。
6点05分，一枚炮弹击中了大营炮台（即威字、镇字、海字炮台）的一处弹药库（有资料认为是联军陆战队的炮手操作门、高字炮台的1门120毫米速射炮所为），导致了严重的弹药殉爆，发生了2次大规模的爆炸和更多的小规模爆炸，还引发了严重的火灾。
没过多久，南滩炮台也有一处弹药囤积点被击中殉爆，将一门210毫米35倍径岸防炮连同炮架一起掀翻。陆战队开始乘坐小船开往右岸。
6点以后，大营炮台（即威、镇、海炮台）接到了上游右岸的前营发来的夸大其词的报告，“敌船攻打药库甚急，并由海神庙船埠登岸抄袭”。根据联军一方的资料，此时2艘英军驱逐舰和俘获的4艘清军驱逐舰都停靠于上游左岸，只有引擎故障的“爱宕”以及装载着不少平民的“莫诺卡西”在上游巡弋，有资料显示，“莫诺卡西”在试图把平民送到码头上时遭遇到短暂的步枪火力攻击，这也许就是前营试图阻止联军“登岸抄袭”，前营的部队在报告中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击毁了一艘敌方军舰。短暂射击之后，前营即撤出一线战斗。
清军指挥官基于西面驻扎的前营发来的不准确的报告得出了后路将会被切断的结论，再加上南岸各炮台多处起火，弹药不足，遂决定撤退。南岸各炮台的守备队陆续撤离工事。
6点45分，南岸各炮台基本停止抵抗，渡过河的陆战队进入大营炮台（即威字、镇字、海字炮台），在接下来的约1个小时内，陆战队陆续占领了南岸各处炮台。
7点55分，“鸡貂”号炮舰发出信号，“所有炮台已陷落”。至此，大沽要塞彻底失守。
六、不可避免的战争
6月17日上午，经过约7个小时的行动，联军完全控制了大沽要塞，为之付出了172人伤亡的代价（另一种说法认为联军的伤亡为255人），3艘炮舰遭受较为严重的损伤（沙俄的“吉兰人”“高丽人”以及德国的“鸡貂”）。战果是夺取了清军设在大沽入海口两岸的全部4座炮台，缴获了超过150门各型火炮以及4艘完好无损的新式德制驱逐舰。
大沽要塞的岸防炮在战斗中取得了38次命中，公正地讲这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成绩。炮台的主要火力输出来自16门中口径速射炮（4门152毫米L40、3门150毫米L40以及9门120毫米L40），即使每一门速射炮只发射了100次，也意味着有1600枚炮弹被发射出去。
在甲午战争的大东沟海战中，旧北洋水师的大中口径火炮命中率约为5%，那是在1000-5000米距离动对动射击中取得的。而大沽要塞则是在3000米以内静对动射击，在更好的射击条件下倘若大沽炮台的命中率也能达到5％，也意味着应该有大约80枚中口径炮弹击中联军的炮舰，白河上游的联军舰船会有一半以上会被击毁或重创。然而事实上只有3艘炮舰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其中1艘搁浅。
联军在战斗之后对炮台进行了检查，发现虽然4座炮台有76门火炮可以向内河射击，然而事实上只有34门火炮在战斗中被操作，分别为4门重炮、16门速射炮、1门克式架退炮、11门野炮和2门前膛炮。
在陆战中，驻扎于石头缝炮台（即为联军所谓的“西北炮台”）的清军左营战斗意志最强，一度挫败了陆战队的冲击，被联军炮火集中压制了约半小时后该部伤亡过半，才被兵力占优的陆战队逐出了工事。相比之下，其他3个营的抵抗意志就要差得多，在面对陆战队时基本相当于主动放弃了炮台。
清军的伤亡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清军的报告显示在战斗结束后新城炮台收拢了来自大沽的大约1000人，不过这对应的应该是大沽口南岸3个营守军原有1500兵力中剩余的人员，据此推算南岸守军3个营的损失不超过500人，再考虑到撤退途中有人走散，清军在南岸的伤亡估计不超过300~400人，在万年桥的前营几乎没有遭受攻击应该没有损失，也就是说南岸的大部分伤亡应该属于守卫南岸两座炮台的2个营。北岸的石头缝炮台伤亡过半，据此推测伤亡可能有300~350人；门字、高字炮台未曾遭到联军集火攻击，面对陆战队的逼近直接放弃了炮台，损失估计不会超过实际兵力的一半，应该不会超过200人，也许有100~150。根据以上分析，清军的伤亡应该不会超过1000人，一个更合理的推测是大约700-900人。
从军事逻辑上说，联军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胜利。他们利用清廷举棋不定的态度提前做好了进攻准备，利用清军不敢在战争爆发前擅自寻衅，在非战争状态下提前把陆战队和炮舰部署到大沽要塞的背后，直到最后几个小时才递交最后通牒从而让清军没有时间备战和调集援兵，没有给清廷留出实施外交斡旋的时间。在清廷得到消息之前就已经击溃了孤立无援的要塞守备力量，夺取了要塞。
至此，联军完全控制了从渤海进入白河至塘沽的航运通道。清廷在直隶经营多年的海防体系已土崩瓦解。尽管之前联军部队也可以不受阻碍地乘船通过大沽口上岸，但是清军控制下的大沽要塞却让他们如芒在背，此时他们终于清除了这个威胁。大沽要塞被攻陷之后，通往天津的通道已被打通，尽管双方还没有宣战。
慈禧只接到了直隶总督裕禄发来的列强要求占据大沽要塞的消息，尚不清楚大沽要塞已经被占领的慈禧仍对列强恩赐下的和平抱有希望。只要列强的军队不再继续开赴京城，她仍然愿意对列强求和。
6月18日上午，主和派的3位大臣被派往使馆区继续劝说列强的公使们，在拜见英国公使时他们试图说服他让西摩尔的军队暂时停留在黄村不要再继续前进，但却遭到了拒绝。紧接着，他们又拜见了美国公使，3位大臣试图说明此时规模过大的使馆卫队已经让京城人心惶惶，希望列强们不要再派更多军队来，然而色厉内荏的美国公使却嚣张地表示，如果现在他手中有1000名军人他就会杀光全城的义和团。
正当3位主和派大臣与公使们不欢而散的时候，6月18日上午，遵循慈禧指示的甘军一部抵达廊坊，为了阻止联军继续向京城推进，甘军部队与义和团联手发起反击。这是西摩尔的远征军自6月10日不顾清廷要求强行闯入华北腹地以来第一次与清廷的正规军交火，联军7死57伤。
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渐渐拉开了序幕。
参考的资料：
《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
《清代天津大沽口营盘图考》
《李鸿章与北洋舰队》
《庚子大沽口之战再分析——以大沽炮台火炮装备及使用情况为中心》
《工程史视野中的中西大沽口炮台之战》
《论庚子大沽口之战》
《八国联军目击记》
《英法舰队与清末变局：以对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干预为例》
《大沽海防要塞经营与防御研究》
《China Station The British Militry in the Middle Kingdom, 1839–1997》
《Peking1900：The Boxer Rebellion》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
《Three Republics One Navy A Naval History of France1870-1999》
《The fists of righteous harmony a history of the Boxer uprising in China in the year 1900》
《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
《Warriors of the Rising Sun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Brassey's Naval Annual Version 1902》
《The Last Century of Sea Power, Volume 1: From Port Arthur to Chanak, 1894–1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