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桂成：亲历中苏边界谈判
百有一用斋 03-04 10:17
旧报刊剪辑
中俄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走过了别样的风雨历程。边界问题,复杂而敏感,始终是两国关系中的隐患甚至导火索。三次边界谈判,几代外交人的付出,使百年难题最终获得解决。笔者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四十余年,有幸研究并部分参加了中苏边界谈判,希望通过本文介绍亲历边界谈判的所见所闻。
边界谈判的艰苦准备
1975年2月,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分配到外交部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工作。当时中苏边界谈判正在北京举行。一天下午,领导通知我过几天作为“观察员”参加谈判。刚参加工作就能够参加国家级的外交谈判,我真的有些兴奋。我花第一个月的部分工资买了一双很讲究的皮鞋,并从外交部公家仓库借了一套西服,穿在身上,照照镜子,心里美滋滋的。
谈判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外交部宾馆举行。会场设在一个大厅里,大厅内放置了一张很长的条桌,桌上铺着墨绿色天鹅绒台布。条桌中央摆放着中苏两国国旗,双方谈判人员分坐两边。
谈判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持续了四个多小时,中间安排了两次茶歇。休息时,双方人员可喝茶、品咖啡、吃点心,自由交谈。谈判中,双方团长发言都很长,老同志们个个聚精会神地听,认认真真地记,会场非常肃静。当时的我很茫然,因为大部分内容听不懂。一是俄语不行,一听就懵了。二是发言中说的事不明白,有一些地名根本不知道。一坐几个小时,挺不是滋味的。第一次参加外事谈判,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一次下马威,是一个打击,在大学里的那一点自信一下子便荡然无存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看来,要适应工作,非得下一番功夫不可。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谈判,主要是干些“打酱油”的活,我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了有关中苏边界业务的学习和研究上。
起初我学习中苏边界的沿革历史,阅读大量史书与资料。首先是边界条约,从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开始,到1915年《沿霍尔果斯河划界议定书》,一共24个。其中涉及中段,即现在的苏蒙边界,有4个: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界约》、1727年《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1727年《中俄色楞额界约》和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涉及东段的,除《尼布楚条约》外,还有6个: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1861年《中俄勘分东界约记》、1886年《中俄珲春东界约》及其附件——《中俄查勘两国交界六段道路记》和1911年《中俄满洲里界约》。涉及西段的条约有13个: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9年《中俄科布多界约》、1869年《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1870年《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1882年《中俄伊犁界约》、1882年《中俄喀什噶尔界约》、1883年《中俄科塔界约》、1883年《中俄科布多新界牌博记》、1883年《中俄塔尔巴哈台北段牌博记》、1883年《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和1915年《中俄沿霍尔果斯河划界议定书》。
上述这些界约有不同版本,有中文本,有俄文本,中文本还分满文本与汉文本,有的条约还有拉丁文本。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不同版本的表述还有差异。这些差异在研究边界线时一定要加以注意。同一个地段,先后有多个条约规定,这些条约有的是前后约关系,有的是母子约关系,它们的规定有时是矛盾的,这就要按照“后约大于前约,母约优于子约”的原则确定边界走向。24个界约中,14个界约有附图,10个没有附图,有的界约文字与附图关于边界线走向的规定不一致,这在谈判中也要做到心中有数。
除了条约外,还有许多参考书籍也是需要认真阅读的。比如,签约人当时的奏折和回忆录,有关边界问题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实践,中外历史地图,当代人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研究成果等等。有人说,工作忙起来很苦。其实,学习也很苦,是另一种苦。刚参加工作的头几年,天天看这些带有灰尘的书籍和地图,感到非常枯燥,非常单调,非常烦恼。一坐就是八年,没有出国,没有晋升,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还是很受煎熬的。说实话,我思想上也曾动摇过,并向领导表达想离开外交部去读研究生的想法。外交部的一位领导知道我的思想后,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中苏边界问题是一个没有封口的课题,它对于两国关系意义重大,但是目前真正全面透彻地了解中苏边界问题的人凤毛麟角。外交部把你招进来,是想把你培养成专家,将来参加解决边界问题,为国效力,从而也实现自己的价值。外交部有丰富的资料,身边又有熟悉边界问题的老同志,这是多么不可多得的机会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一下子把我说服了,我放弃了读研究生的念头,继续啃那些沾满灰尘的老古董去了。
学习边界历史一段时间后,我开始熟悉边界地理。中苏边界全长7600多公里,边界线经过的界河、界山、界碑都要求记住,新疆边界上的一些地名很多是少数民族语言,很难记,而且名称很长,背下来真不容易。东段界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600多个岛屿也需要记住,不但要记中文名,还要记俄文名,不仅要记岛名,还要熟悉其所在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恰好部里组织边界考察,领导让我也参加,希望通过实地考察加强对边界的熟悉与理解。我们的边界考察从东段开始,主要是考察界河及河中岛屿。我们包了一条船,从兴凯湖出发,顺乌苏里江而下,途经抚远水道,再逆黑龙江而上。一路上吃在船上,住在船上,工作在船上。每天围着岛子转,有时还上岛看看。珍宝岛上发生过严重的武装冲突,我们决定上去考察一番。当地人绘声绘色地向我们介绍当时的斗争过程,并告诉我们,珍宝岛仍然属于争议地区,但自从那次冲突后,苏方再也没有来了。考察过程中,我们还听到了不少关于在界河中维护我边民生产生活利益的有趣故事。工作一天后,晚上我们年轻人就下江撒网捕鱼。界江里鱼真多,网网满满当当,真是“棒打狍子瓢舀鱼”。月色中,站在轮船甲板上,望着滔滔江水,眼前浮现出当年沙俄驱赶、枪杀江东六十四屯中国人的悲惨情景。
第二年,我们考察西段边界,即新疆与苏联的边界。新疆是我国西部的宝贵领土。早就听人说,不到新疆就不知道祖国多么辽阔。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先去北疆,开车行驶在广袤的戈壁滩上。一路上景色没有任何变化,有时开几个小时看不见一栋房子,遇不到一个人,甚至看不见一只鸟,一棵草木,也没有路,任你横冲直撞。进入边境地区后,路况就坏起来了。一会儿是搓板路,就是一道一道沟,把我们头上颠得大包小包。一会儿是洋灰路,尘土飞扬,我们出车后脸上都是灰,谁也不认识谁。后来路上全部是沙子,车开不动了,我们只好下车,脚踏进很深的沙子里,走路都很困难,还要推车。现在新疆边境地区的路非常好了,但当时条件真是差啊,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我们累得不行,好不容易到达边防站,身子一下子瘫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上山考察。鉴于当时中苏正处于敌对状态,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都换上了军装,骑上马,装模作样巡逻起来。我们一行多数人以前都未骑过马,上马后出尽洋相,有的还摔了跤,最后大家都还是骑着马回营了。新疆边境地区人烟稀少,一路上没有地方吃饭,我们只好自带饮水和干粮,天天饥一顿饱一顿。这时我才感到,干边界这项工作,还是很辛苦的。我第一次到新疆,对那里的水土有些不适应。有一天我得了急性胃肠炎,又吐又拉,发起烧来,同事把我送到当地医院。医院条件不好,设备十分简陋,护士技术很差,给我扎静脉针就像纳鞋底一样,一连三次都未扎进去,最后还是医生扎进去的。我住的医院就在县镇上,这个县镇规模很小,看上去还不如内地一个乡镇。街面破破烂烂,商店货物稀少。听当地人讲,这里常被苏联边境学校作为反面教材对学生进行教育。我问大夫,县里为什么不好好建设一下呢?大夫说,建什么?反正边界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打起来,建了也白搭。看来,边界问题不解决,耽误很多事。心里真理解和同情边民。我在医院住了三天,拉肚子止住了,烧降下来了,我立马让当地司机送我追上同事们,继续进行考察。
东北和新疆两次边界考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7600多公里的边界上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实地看到了什么是界山、界河和界碑,学到了不少边界知识,加深了对边界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为我后来参加边界谈判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第一次边界谈判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苏友好结盟,亲如一家,不分彼此,根本没有边界意识。到六十年代初,两国关系恶化,边界就不平静了,双方三天两头在边界上掐。最有名的一次是1960年夏天的博孜艾格尔山口事件。那一天,中国牧民像往常一样去那个地区放羊,突然来了几个苏联边防士兵,说他们越界了,进入苏联领土了。中国牧民说,我们历来就在这里放牧,我们祖坟都埋在这里,怎么越界呀?怎么是苏联领土呢?苏联边防士兵不听,赶他们走。他们不走,苏联士兵就驱赶、捆绑,甚至殴打他们。他们就报告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报告北京,北京就向苏方提出交涉。而苏方则反过来抗议中国边民越界侵犯苏联领土。这样,边界问题就提到两国国家层面上来,并成为中苏关系中的突出问题。
中苏边界全线都有条约规定,明确的边界线在哪里呢?当时建国时间不长,百废待兴,加上两国关系好,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去关心研究这个问题。有鉴于此,根据中央指示,外交部成立了中苏边界问题办公室,简称“边办”,负责研究边界问题并准备与苏方进行谈判。
边办工作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启动的。首先没有资料。边办的同志们跑遍了全国各大历史档案馆,查阅了北京、上海、南京、哈尔滨等城市各大图书馆的史籍及大量中外图书,还请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在当地购买了一批外文资料和地图。另一方面,他们分组奔赴边界地区访问边民,实地踏勘。当时边境地区条件十分艰苦,他们风餐露宿,经常跋涉在崇山峻岭之间,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边办的同志们以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忘我的工作热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中苏边界的历史沿革进行了完整系统的梳理,并做了深入分析和研究,编辑了大量材料,绘制了大比例尺的地形图,提出了我们对边界线走向的主张,并编写了每一块争议地区属于中国的论据。这些为以后的边界谈判,争回属于我们的领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经双方商定,1964年2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苏方代表团团长是边防军司令泽里亚诺夫上将。双方还有多位顾问和专家。
这次我们确定的谈判方针是:第一,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与当前边界有关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的。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这是历史事实,这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伤痛。我们要对历史负责,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对子孙有一个交代:不要忘记这段屈辱史,不要忘记历史留下的深刻教训和启迪,这就是落后就会受欺负。
第二,为照顾现实情况,不要求收回过去不平等条约割去的领土,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谈判确定边界线走向。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策呢?我们认真研究过苏联对这个问题的一贯态度。十月革命后,中国人先后于1924年和1926年向他们提出过关于废除不平等边界条约的意见,他们坚决不同意。俄罗斯人是在领土问题十分敏感的民族,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它得到的领土让他吐出来,那是难上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私下打探过,能不能把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归还给中国,被他们一口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宣布不承认这些条约,那就意味着中苏之间不存在法律边界,双方在领土问题上就没有约束,就会爆发战争。战争的结局总是弱者吃亏,失败者再次割地赔款。从当时中苏双方实力对比看,我们不可能做出这样不明智的选择。另外,通行的国际法也规定,一国政体改变或政府更迭,可以废除前朝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但边界条约除外。边界条约必须继承,否则天下大乱,世界永无宁日。
第三,沙俄和苏联违背有关条约、占去和划去的领土,要无条件归还中国;由于条约规定不清楚或者矛盾而造成的争议地区,双方本着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解决。这一条是双方举行边界谈判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当时苏方控制的这些争议地区问题,对方就会继续控制下去,我们继续吃亏。如果不解决上述争议问题,这些问题就会成为定时炸弹,随时引起边境武装冲突。1969年珍宝岛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以上就是第一次边界谈判的有关背景。应该说,中方对中苏边界问题的态度和立场是极其宽宏大度、无可挑剔的。没有想到的是,苏方在谈判一开始就全盘拒绝了。苏方不承认与目前边界有关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方认为,历史上沙皇俄国与中国并不接壤,两者之间是无主土地。后来双方相向扩张,彼此靠近,最后形成了边界,然后两国用条约把这条边界线固定下来。说不上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两国之间从未有过任何不平等条约。
对于边界历史,中方本来是点到为止,挂账而不想算账。而苏方一上来就矢口否认历史事实,一下子把中国人的满腔怒火点燃了。中方开始撰写大批判稿,在全体会议上,中方团长引经据典地阐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原本是中国的,这是有1689年尼布楚条约作为依据的。中方团长指出,中国的西部疆界原来在巴尔喀什湖。这不仅有大量中国官方文件的记载为证,就连沙皇俄国和苏联的许多著作以及历史地图也都是确认了的。接着列举了一大串具体的书籍和地图,有的被摆到了谈判桌上。
中方团长用大量的篇幅揭露沙皇俄国利用十八世纪中国内忧外患的困难局面,落井下石,偷偷摸摸侵占15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然后不择手段地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罪行。为强化批判稿的分量,中方还指出:1858年马克思在评论《中俄瑷珲条约》时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同年,恩格斯也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应该讲,当年中方代表团的秀才们撰写的发言稿是相当有水平的,材料翔实,逻辑缜密,文字漂亮,朗朗上口。后来我阅读这些记录时心情都还蛮振奋,感到很痛快,很解气。
苏联人不是吃素的,对中国人的大批判,他们也作了一次又一次的反驳,还提出了一些荒谬的观点,说什么明朝的长城、清朝的“柳条边”,就是当时中国的边界,认为1689年《尼布楚条约》是不平等的,等等。
这次谈判双方共举行了8次全体会议,10余次团长会议,30多次顾问专家会议。这次谈判虽然没有签订任何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但双方提交了地图,标明了各自主张的边界线,并就各自主张的边界线交换了意见,没有展开讨论,但起到了摸底的作用。
第二次边界谈判
第二次边界谈判是在中苏两国处于严重对抗的背景下举行的,起因是珍宝岛事件。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中的一个小岛,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岛的形状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元宝,所以中国人取名为珍宝岛,苏联人称之为达曼斯基岛。岛不大,但也是领土。双方对它的归属有争议,苏方说是苏联的,中方说是中国的。双方边防军都上岛巡逻,互不相让,经常发生冲突。1969年3月2日,双方都有备而上,见面就真刀真枪地干起来,对方边防哨长“瘸腿”上尉被打死。苏方吃了亏,决心寻机报复。3月15日,苏方出动众多武装人员,由一名上校军官指挥,气势汹汹,乘坐坦克和装甲车向珍宝岛开过来。那天,中方事先就做好了埋伏,稳、准、狠地打退了对方的进攻,击毙了苏方最高指挥官,缴获了一辆当时最新式的坦克。这辆坦克现在还放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内。
这次珍宝岛流血事件之后,苏联紧急调兵遣将,在边界上陈兵百万,并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基地。中方积极备战,严阵以待。一时间,边界上狼烟滚滚,战云密布,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
当时,苏联图谋称霸世界,主要对手是美西方,现在与东邻中国闹到如此程度,恐怕也是其没有想到的。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乃兵家大忌。刚好1969年9月2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主席逝世,苏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会见中国领导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贵宾室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见。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达成以下共识:第一,双方同意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第二,双方同意举行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第三,双方同意边界问题解决之前,签订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协议。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第二次边界谈判10月20日在北京开始举行。中方代表团团长先后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韩念龙和余湛。余湛1921年出生,湖北省英山县人,头脑清楚,思维敏捷,善于提出问题,喜欢即席讲话。苏方代表团团长先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后改为伊利切夫副外长。伊在赫鲁晓夫时期曾出任苏共中央书记,身份很高,勃列日涅夫时期被降职使用。伊是哲学博士,能说会道,出口成章,被称为谈判高手。
由于当时两国处在敌对状态,这次谈判气氛非常紧张。双方态度针锋相对,唇枪舌剑,用语十分尖刻。“抗议”一词频繁搬到谈判桌上来。谈判一开始,双方对落实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就吵得一塌糊涂。苏方甚至不承认有什么两国总理谅解。在一些基本原则问题上双方立场南辕北辙。
第一,要不要签订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协议。中方指出,中苏边界上有些地区的归属双方有争议,双方武装力量都进入巡逻,双方巡逻线甚至犬牙交错。同时,在这些地区,还有居民活动。这种状况容易引起边界冲突。因此,中方建议,双方边民原来在哪里居住、生产和通行,还在哪里居住、生产和通行。但双方武装力量不进入有争议的地区,原驻在这些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原则上全部撤出,避免武装冲突。上述措施不影响双方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对此,苏方坚决反对。因为绝大部分有争议的地区都在苏方控制之下。苏方声称中方建议是为谈判设置先决条件,是要在边界走向问题解决之前就改变现存边界线,是要苏方单方面从自己国土上撤出军队,把苏方置于不平等地位。苏方不同意,维持边界现状协议签不了。
第二,承不承认争议地区。中方提出,在中苏边界上有一些地区,由于条约规定比较笼统,有些规定相互矛盾,有些条约版本表述有差异,造成双方对具体边界线走向有不同看法,也就是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这就是争议地区。
1964年第一次边界谈判时双方交换的地图上,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就是争议地区,我们谈判就是要解决这些争议地区领土的归属。对此,苏方坚决不同意。苏方指出,条约签订后,苏联(以前是俄国)边防军一直守卫着一条明确的边界线,双方从来未出现不同意见。近百年过去了,现在是中方随便在地图上画出一些不同边界线,标注一块块所谓争议地区。苏联方面认为,不存在争议问题,这是中国单方面臆造出来的“发明”。这就像在生活中,你在城里有一套私宅,你爷爷住过了留给你爸住,你爸住过了留给了你住,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敲门,告诉你这是他的房子,让你承认有争议,强迫你搬出去,你干吗?对这种奇谈怪论,中方当然又进行了一番批驳。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谈判进入死胡同。
在这里,我还向大家介绍一点谈判的花絮。有一次,苏方团长说中方发言中对苏方立场的评论是“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认为这是人身攻击,向对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说苏方才是精神病。苏方团长感到莫名其妙,表示坚决不接受中方的抗议。双方大吵起来。后来发现是翻译出了问题,把“过度反应”翻成了“病态反应”,一场误会才消除了。
还有一次,伊利切夫团长发言,余湛团长笑了一下,伊就不干了,很不高兴地说:“余湛同志,我发言,你笑什么?这很不礼貌!”余说:“我笑你听不懂道理。一个简单道理,中方讲了好几遍,今天你又提出来了,总是听不懂。”伊睁大眼睛,大声吼道:“余湛,当你还是小孩时,我就懂很多道理了。”余湛也不示弱,蔑视地说:“你不要倚老卖老!有人越老越聪明,有人越老越糊涂。”那天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第二次谈判历时8年,一共举行了15轮,召开全体会议40次,团长会见156次。由于双方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甚至压根就没有讨论边界线走向。但这次谈判开始以后,两国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下来。两国贸易额增加了,边界上比以前平静多了。偶尔发生摩擦,马上提到谈判桌上来,很快得到了解决。从这个角度上讲,谈判本身就有意义。
我参加了1975年2月至1978年6月的边界谈判,虽然是“观摩”性质,但仍然学到了不少东西。
第三次边界谈判
1987年,我在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一天,领导告诉我,外交部通知,调我回国另有任用。外交官是文装解放军,服从是天职。我马上订好机票,收拾好行李,很快回到北京。第二天向主管领导报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热烈欢迎边界问题专家回朝。”主管领导见到我先开了个玩笑,并示意我坐下,递上一杯水,然后告诉我,第三次边界谈判将于2月在莫斯科举行。他还向我介绍了有关背景情况。
这次谈判与前两次相比,有明显不同。双方都有改善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都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边界问题。从我们国家来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国家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良好的周边环境。苏联是我国最大邻国,需要改善当前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改善国家关系,首先要解决边界问题,清除边界冲突的隐患。中央首长指出,改善中苏关系,不能着急,光我们有意愿不行,还要苏方有这个愿望,我们着急了,容易被对方利用。因此,我们就密切观察等待。
古人云,做大事,要靠天时地利人和,时机是第一位的。我们等待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终于来了。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霸气十足的苏联国运不济,三届最高领导人短时间内连续去世。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逝世,1985年3月契尔年科逝世,差不多一年走一个。这对苏联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及时安排“葬礼外交”,派高官赴莫斯科吊唁,规格一次比一次高。苏方呢,表现也不错,接待一次比一次热情,并多次明确地表达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最突出的一次是1986年7月28日苏联新任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讲话。他宣布,苏方同意按主航道划分黑龙江边界。过去苏方一直坚持黑龙江以中方岸边划界,江中岛屿全部都属于苏方。1964年第一次边界谈判中我方提出,黑龙江是通航河流,应按主航道划界,苏方表示可考虑,但未达成协议。这次苏方领导人公开确认这一立场,还是第一次,可以认为这是寻求解决边界问题的明确信号。双方马上商量,举行第三次边界谈判。
对这次边界谈判,中方的方针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争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后来实践证明,中央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谈判在友好合作的气氛中顺利进行。首先,双方再次交换了地图。与1964年交换的地图相比,这次西段地图的比例尺大多了。1964年版是50万分之一,这次换成了10万分之一。这样,地形、地貌、边界线都清楚多了。另外,我们对主张的边界线也做了一些小的调整,争议地区由原来的19块变成了25块。东段边界采用的64年版地图原本就是10万分之一,这次未变。
第二,双方同意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进行谈判,各自阐述对边界线的理解及理由,尊重和听取对方的主张及论据。这与前两次大批判、大吵架相比,确实“文明”多了。我发现,经过前两次较量,苏联人知道当今中国人不好惹,开始放下大国沙文主义架子,学会了平等待人。现在大家退休了,当年的对手成了好朋友,并成立了中俄老朋友俱乐部。这是后话。
第三,双方同意,凡是明显违背界约规定和国际法准则的地方,原则上无条件更改过来。苏方完全同意东段黑龙江、乌苏里江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界,并以此划分了除黑瞎子岛外的所有岛屿的领土归属。这样,中方收回了对方控制了几十年的部分争议岛屿(包括珍宝岛),面积为315平方公里。另外,在吉林省与苏方交界的一处山区,条约规定以山为界,但实际上界碑立在了山坡上。苏方同意更改,将约10平方公里的领土归还给中国。
第四,双方同意,根据“互谅互让”的精神解决那些因条约规定笼统或相互矛盾的争议地区。比如,西段边界上有不少地方是以非通航河流为界,而每条河都有两条以上河源,但条约只笼统规定以河为界,并未指明哪条河源为界。这样,双方从本国利益出发,将位于对方的那条河源划为边界,形成争议地区。怎么办?中俄需要互谅互让,或将一块争议地区大体平分,或将两块争议性质相同、面积又差不多的地区进行对等交换。这样,不少争议地区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了。
第五,双方同意,采取先易后难、分期签约的办法履行法律手续。谈判前几个回合,双方选择那些面积较小、情况简单的争议地区进行沟通,反复交换方案,最终取得一致意见,并在工作层面上草签有关协议,然后提交两国政府代表签字。于是,第一批边界协定问世了——1991年5月16日签订《中俄国界东段协定》,1994年9月3日签订《中俄国界西段协定》,1994年4月26日签订《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国界协定》,1996年7月4日签订《中国同吉尔吉斯斯坦国界协定》,1999年8月13日签订《中国同塔吉克斯坦国界协定》。
第六,领导人政治决断,推动边界问题彻底解决。中国同俄、哈、吉、塔四国之间的第一批国界协定签订后,还剩下8块争议地区:中俄之间是黑瞎子岛与阿巴该图岛,中哈之间是察汗鄂博地区与夏尔希里地区,中吉之间是乌宗图什河河源地区,中塔之间是喀拉杂克山口地区、乌赤别克山口地区和帕米尔地区。上述地区面积较大,情况复杂,解决起来难度较大。双方代表团向各自政府做了汇报。我国领导人亲自先后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当面沟通,最后共同做出政治决断,同意既考虑历史因素,又注意现实情况,兼顾双方利益,彻底解决边界问题。
这里,我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黑瞎子岛问题。为什么叫黑瞎子岛呢?因为当地人经常看见黑瞎子(黑熊)在那里出没,故取此名。苏方称为大乌苏里岛和塔拉巴罗夫岛。该岛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冲击而成的三角洲,面积335平方公里。中俄双方对这个地方的归属有争议。中方认为,该岛位于黑、乌两条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应属于中国;而苏方认为,1860年北京条约附图红线明确把该岛划给了俄方,不存在争议。为此,双方多年谈判无果。1929年苏联占领了该岛,此后该岛一直在苏方控制和管辖之下,那里没有中国人。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领导人和俄罗斯领导人多次就该岛归属问题交换意见,最后达成共识。双方同意大体平分黑瞎子岛,中方划得西部171平方公里,俄方划得东部164平方公里。2004年10月14日签订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先后解决了剩余的争议地区归属,并签订了相应的国界协定。至此,第三次中苏(后来为中国同俄、哈、吉、塔四国)边界谈判结束,漫长而复杂的边界问题画上了一个句号。
第三次边界谈判,中方代表团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始终掌握谈判的主动权,艰苦地从对方四国控制的争议地区挣回了约4300平方公里的领土。通过和平谈判取得这样巨大的成果,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少见的。
来源：《俄罗斯研究》2019年04期，作者鲁桂成，原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历任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驻白俄罗斯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