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究竟《何梅协定》是真是假？
長城战后，関東軍退回東北，積極建設滿洲国。在華北的駐屯軍則制造各種爭端，以「華北特殊化」來分化華北和中央，逼迫中央政府的軍政勢力撤出華北。
華北有日本駐屯軍是根據1901年《辛丑条約》，日軍可以在平津鉄路沿線駐守。当時在華北还有英、美、法、意四国有駐軍。他們都將司令部設在天津，在平津等城市駐軍。日本駐屯軍起初只有几百人，后來逐漸增加，九一八之后更刻意擴編，而且不断対国府提出各式各样的要求，令国府華北的軍政官員不勝其擾。
1935年6月7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向国府駐華北最高長官何應欽(軍政部長兼北平軍分会代理委員長)提出九点要求的備忘錄(日本稱為「覺書」)，包括中央軍撤出華北、罷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免掉天津市長張延諤、停止国民党活動、禁止中国人進行抗日活動等等。這些要求一旦執行，將使中国在河北省主權大部喪失，這是日本制造「華北特殊化」的步驟之一，最后要使華北脫離南京中央。
蔣介石当下拒絕，6月9日電行政院長汪精衛：「撤退問題是最重要之関鍵，應決定拒絕，不能接受。」並囑何應欽「高橋之覺書，切不可以書面答覆，應拒絕之。」
為安撫日軍，何應欽做了些措施（將于学忠調離河北、把張延諤免職等），但日軍不滿足，一方面逼何簽字，一方面追加要求。
何應欽頂不住圧力，6月10日未經蔣介石同意，竟把中央軍撤出河北。在蔣心中，華北是「党国存亡」之所在，蔣得知消息后，气得發抖：「悲憤欲絕，実无力舉筆覆電」，蔣宋兩人憤泣整夜未眠。
何應欽為避免日方逼迫簽約，干脆在6月12日離開北平返回南京，但日方仍持續施圧，要求何書面答覆「覺書」。当時蔣在西南督促四川建設，南京中央由汪精衛主持，何與日方周旋三周，実在无法抵挡。他與汪精衛商量，想了个辦法，不簽協議，改以「覆函」的方式回覆梅津美次郎。
何應欽的復函內容如下：
敬啟者，六月九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敬：梅津司令官。何應欽（中華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同時何應欽電報蔣介石:「日方必欲我做正式書面答復。經與汪院長再三斟酌考慮，歷時三星期，一再與日方磋商，近始決定由職備一普通信，送達天津駐屯軍。」蔣收電后隔天(7月8日)指示：「此信如未發出，務請從緩，即使要發，亦應有字句之改正。」但是在蔣電報抵達南京時，何的普通信已在6日送出，來不及更改任何文字。
蔣介石雖然不滿何應欽「一味順從」日方的態度，但他認為何並未在《何梅協定》上簽字，應无大礙。他分別在6月13日到6月16日日記中寫下：「幸未簽字」；「應欽未予簽字」；「彼寇仍逼答覺書，堅決拒絕……然未簽字」，認為「可能度过一関，又為国家之幸事也。」
所以蔣介石確實相信何應欽沒有簽字，既然沒簽字，那這協定就不存在。不久后国府被迫另組「冀察政務委員会」，西北軍29軍軍長宋哲元出任委員長，宋哲元成為華北軍政最高主管。
1935年6月，中央軍和国民党机構退出河北，華北名存実亡，対国府來說，華北不比東北関外，華北一失中原門戶大開，這絕不能容忍。蔣介石開始思考不再隱忍，他在日記寫道：「党部取消，中央軍隊撤退，華北実已等於滅亡，此后最多不过制造華北偽政權而已……嗚呼，寇乱至此，国既不国，人亦非人，不再決战，復待何時？應毅然決断，不容徘徊猶豫於其間也。」
学者阮大仁在研究《何梅協定》，注意到何7月6日、9日致蔣的電文結尾分別是「知注謹聞」、「謹並聞」，顯示何應欽認為這是外交事務，不是軍事，只要行政院長汪精衛同意即可，所以他並沒有事先請示蔣，僅是事后向蔣報告。
雖未簽字，但何應欽的覆函顯然生效了。1935年6月后中方確實依照日方要求去執行，中央軍和国民党退出河北，原河北主席于学忠（東北軍、抗日派）下台，改29軍宋哲元(西北軍)代理。宋哲元領兵進駐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会」。也就是說1935年之后，南京中央和国民党勢力退出華北，蔣介石只能把整个華北交給宋哲元。
阮大仁指出，何應欽在處理《何梅協定》時，犯了几个錯誤：
（1）擅自把中央軍撤出河北，何將「覺書」視為外交事務，可是中央軍撤出和華北軍事將領調動，就是軍事事務，但他卻沒請示蔣介石，便宜行事，鑄成大錯，也成為日后芦溝橋事變无法和平解決的因素之一。
（2）何以為這封"普通信"僅僅是一封私函，他忘了自己是華北軍政最高主管，何梅之間，無論是口約或書信，都代表政府。
当時沒人想到，這紙《何梅協定》兩年后成為七七事變中日无法停战議和的障礙。
問題出在日方的「覺書」还有一个附件。《何梅協定》最早是6月9日由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当面交給何應欽的九点事項(酒井版)；而6月11日日方又由駐華武官高橋坦遞交了一个修正版(高橋版)。高橋版又多了三个附帶事項，其中有一項是：「更有使中日関系不良之人員及机関勿使重新進入。」意思是撤出去的中央軍及国民党机構，不得再進入華北。
何應欽在向蔣介石報告時，未說明他的覆函究竟是依據哪个版本，甚至蔣可能以為松井版和高橋版是一样的，以至於蔣未注意「勿使重新進入」這句重要的文字。
兩年后，1937年七七芦構橋事變后，蔣介石迅即派中央軍北上，日方也派兵到華北，結果芦溝橋的小意外，竟引來双方數万大軍対峙，后來英国大使有意斡旋停战，日方拿出何應欽的復函和高橋版的覺書，堅持中央軍進入華北違法協定，應先行撤出。所以《何梅協定》成了中日談判交涉的絆腳石。
那麼《何梅協定》究竟有沒有国際法的效力？
1937年2月，南京外交部請国際公法学家譚紹華，根據国際公法理論與実例，研究北平送來中日双方交涉的所有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何應欽這封「普通信」。譚紹華根據国際公法上各種実例比証，指出「何氏之信函在法律上似椅構成承諾。」
不过，雖然何應欽終身堅持，他只寫了一封私函給梅津美次郎，並沒有簽署《何梅協定》。但各方專家指出，「何梅之間，雖无協定，河北交涉，卻有口約，而口約內容，則是中日双方了解不同。」
最后不論《何梅協定》效力如何？這紙協定在抗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是当時中日問題暫時和平解決或開啟战爭的轉捩点，因為這協定，中日无法和平交涉導致双方正式開战提前了。
下期，返回九一八之后，爆發的一二八上海事變(也叫一二八淞沪战役)，1932年爆發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是南京国府在九一八之后領導的第一次局部抗战，国府不僅拋棄了九一八的不抵抗政策，也否決了不切実際的対日絕交方案，提出「積極抵抗，預備交涉」的対日新方針。
———重探抗战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