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人”徐光启——古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畸人”徐光启——古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徐光启是无法被归类的。他的老师利玛窦曾经写过一部《畸人十篇》，其中一节是专门与徐光启的讨论。“畸人”一词出自《庄子·大宗师》：“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简言之，所谓畸人，也就是在人世可能不合流俗，但却恰好合乎天道的人。假如一定要给徐光启归个类，也许畸人便再合适不过了。
在晚明儒道佛三教普遍浸润下的精神世界，出现一个具有近代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灵结构，本来便是一个奇迹。徐光启的出现，固然得益于一个文化交融的大时代格局，但同时还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对自然事物的浓厚兴趣；对异己文化的平视与包容；对事物本源的穷根究底。】
【在儒学所谓知仁勇“三达德”中，徐光启似乎首先是偏于知的性格。或许正是这种性格，才真正成就了徐光启在学术上的特殊贡献。简言之，便是由晚明理学的混沌思维中，生出一种清明的理性。这种理性，并非人人皆具的那种混杂着欲望的功利计度之心，而是对事物穷根究底的纯粹知性。徐光启把这种思维称作“求其所以然”。
应当指出，对水利的研究为徐光启真正打开了研究传统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的大门。尽管早年的学习经历语焉不详，但由他在庶吉士期间所作的《漕河议》，及稍后不久所作的《勾股义序》中，依然可以见其端倪。由于“求其所以然”，徐光启才明白，大禹治水并非依靠天神庚辰、童律，不过是“测量审，规划精”而已，需要依靠从郑国到郭守敬这些“专门水工”所传的“专门水学”。
不仅如此，水利测量的根本又在于数学，而数学同时也是天文历算乃至一切数度之学的根本。同样因为“求其所以然”，徐光启才明白，数学本来无分东西，中国传统数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因，并非本来如此，而是传统“师传曹习之学”在秦以后中断的结果。但此时的西学显然早已远超中土之上。由此也可以理解他对《几何原本》这种精密的演绎体系如此推崇的原因，这也就是利玛窦所说，此书在技术上的贡献尚其小者，真正的功用在于令人思维缜密。对于这部著作，徐光启寄予了厚望：“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而谬谓余先识，余何先识之有？”
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后的清代文化有负于徐光启，也有负于整个晚明时代。当清代号称“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只是主张“师夷长技”的时候，可能并不清楚两百年前的晚明士人，早就在研究欧几里得与亚里士多德，直探西学的本源了。】
［徐光启（1562~1633）简历
徐氏祖居苏州，以务农为业，后迁至上海。徐光启的祖父因经商而致富，及至父亲徐思诚家道中落，仍转务农。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徐光启出生于太卿坊（今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少年时代的徐光启在龙华寺读书。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应金山卫试中秀才后，他在家乡教书，并娶本县处士吴小溪女儿为妻。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第一次乡试不中。为了维持家计，徐光启和他父亲一样“弱冠补诸生高等，食讫学宫，以家贫，故教授里中子弟。”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徐光启的祖母去世，父母又年过半百，加上水灾，徐光启家道每况俞下。
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徐光启为了寻找出路，和同乡董其昌、张鼎、陈继儒一起到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应乡试，徐光启却落第。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徐光启赴广东韶州任教，并结识了耶稣会士郭居静。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转至广西浔州任教。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徐光启因考官焦竑赏识，以顺天府解元中举。
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会试他未能考中进士，回到家乡教书。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他赴南京拜见恩师焦竑，与耶稣会士利玛窦第一次晤面。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徐光启没有参加会试。
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由耶稣会士罗如望（Jean de Rocha）受洗加入天主教，获教名保禄（Paul）。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徐光启中进士，考选翰林院庶吉士。
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他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次年春，翻译完毕并刻印刊行。翻译完毕《几何原本》后，他又根据利玛窦口述，翻译了《测量法义》一书。
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三年翰林馆期满告散，他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同年，徐光启的父亲在北京去世，他回乡丁忧守制。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邀请郭居静至上海传教，这成为天主教传入上海之始。守制期间，他整理定稿了《测量法义》，并将《测量法义》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相互参照，整理编撰了《测量异同》，作《勾股义》一书，探讨商高定理，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作物引种、耕作试验，作《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
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徐光启回到北京，官复原职。因钦天监推算日食不准，他与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仪器，撰写了《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
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他向耶稣会教士熊三拔（P. Sabbathino de Ursis）学习西方水利，合译《泰西水法》六卷。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初冬，因与朝中一些大臣意见不合，徐光启告病去职，前往天津。他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实验，先后撰写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书，为《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了基础。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礼部侍郎沈榷连上三张奏疏，请求查办外国传教士，是为南京教难。徐光启上《辩学章疏》为传教士辩护。同年，徐光启回京复职，次年，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后病归天津，作《粪壅规则》。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发兵进犯关内，徐光启应召星夜入京。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萨尔浒之战，明军战败，他多次上疏请求练兵，后擢升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在通州督练新军。但由于军饷、器械供应困难，练兵计划并不顺利。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徐光启上疏回天津养病，六月辽阳失陷，他又奉召返京，力请使用红夷大炮帮助守城，但因与兵部尚书意见不合，十二月再次辞归。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徐光启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等职，当时，朝中魏忠贤专权，他不肯就任，次年，他便遭谗劾去职。徐光启回到上海后，将积累多年的农业资料“系统地进行增广、审订、批点、编排”，编撰而成后来的《农政全书》。
他同毕方济（P.Franciscus Sambiasi）一起合译了《灵言蠡勺》。他还把自己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辑录成书，刻印刊行了《徐氏庖言》。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徐光启退隐之后，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增订、批改以前所辑《农书》上，经过勤奋钻研，日夜笔耕，终于在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完成了《农政全书》的初稿。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徐光启奉召回京，官复原职。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他又擢升礼部左侍郎。因钦天监推算日食失准，崇祯皇帝同意由徐光启主持开局修历。同年，皇太极率领兵数万人进逼京畿，崇祯帝召集大臣平台议事，徐光启奏对战守之事。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徐光启升任礼部尚书。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陆续进献历书多卷，即《崇祯历书》。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土，同年十一月八日病逝于任上。］
［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明朝第十六位皇帝。于1622年（天启二年）年被册封为信王。年号崇祯（1627年~1644年），后世称为崇祯帝。
朱由检继位后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曾六下罪己诏，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惜其性多疑，无法挽救衰微的大明皇朝。在位期间爆发农民起义，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于煤山自缢身亡，终年34岁，在位17年。朱由检死后庙号怀宗，后改毅宗、思宗。葬于十三陵思陵。］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万历十二年)~ 1630年9月22日(崇祯三年)），字元素，号自如，广东广州府东莞县人(一说为广西藤县人 )，明末抗清名将，爱国将领。
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初授福建邵武知县，后官至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多次击败后金军的进犯 。在抗击清军(后金)的战争中先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但因为不得魏忠贤欢心辞官回乡。
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袁崇焕得以重新启用，于崇祯二年(1629年)击退皇太极，解京师之围后，魏忠贤余党以"擅杀岛帅(毛文龙)"、"与清廷议和"、"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袁崇焕，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袁崇焕被朱由检认为与后金有密约而遭凌迟处死，家人被流徙三千里，并抄没家产，实则家无余财。有《袁督师遗集》存世，今人辑有《袁崇焕集》。］
[吴三桂(1612年6月8日~1678年10月2日)，字长伯，一字月所，明朝辽东人，祖籍江南高邮(今江苏省高邮市)，锦州总兵吴襄之子，祖大寿外甥。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明崇祯时为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镇守山海关。崇祯皇帝登基，开武科取士，吴三桂夺得武科举人。不久，吴三桂又以父荫为都督指挥 。
崇祯十七年(1644年)降清，在山海关大战中大败李自成，封平西王。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镇守云南，引兵入缅甸，迫缅甸王交出南明永历帝。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于昆明。同年，晋封为平西亲王，与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可喜并称三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令撤藩。吴三桂自称周王、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发布檄文，史称“三藩之乱”。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市)登基为皇帝，国号大周，建都衡阳。建元昭武，同年秋在衡阳病逝。追谥为开天达道同仁极运通文神武高皇帝。其孙吴世璠支撑了三年之后被清军攻破昆明，三藩之乱遂告结束。]
“畸人”徐光启——古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美国《生活》杂志将利玛窦评为公元第二千年内（1000年 - 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员。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週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观点：“利玛窦神甫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裡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甫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
《利玛窦传》一书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称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他还将利玛窦看作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中文版序言）
中国近代科学从《几何原本》开始，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是随着福音而来的一本书。从此，中国儒生的视野从章词的骄傲和纠缠中解开。这个故事还得从头道来。
叩门——沙勿略
福音涓涓滴滴，断断续续，在唐朝兴盛200年，又在元朝流传100多年后，随着元朝帝国的灭亡，沉寂了2个世纪。直至16世纪中叶，利玛窦等天主教耶稣会士再一次踏浪东来，推开明朝帝国紧闭的大门。
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明朝后，采取了关闭政策，排斥外来文化。15世纪初，明成祖虽曾派郑和舰队七次远航西洋（1405-1433），却并没有为古老的中国带来新鲜血液。由于海盗对沿海地区的骚扰，终明之世，都在执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同时，中国内地向西通往欧亚的丝绸之路也因战乱而阻塞。
当明朝关闭锁国之时，欧洲从漫长、愚昧而又黑暗的中世纪醒来，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在科学、文学、经济、航海等方面突飞猛进。航海事业的发展为福音东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唐朝和元朝后，第一个带着爱向中国叩门的人，是被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圣方济·沙勿略（St. Francis of Xavier 1506-1552）。
方济各·沙勿略于1506年出生于今日西班牙北部纳瓦拉（Navarra）沙勿略堡的一个巴斯克望族家庭。1525年，19岁的沙勿略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圣巴巴拉学院攻读哲学，5年后获硕士学位，开始担任讲师。在巴黎，一位比他年长15岁的同乡依纳爵·罗耀拉与他同租房子。有一天，这位同乡给沙勿略一段《圣经》经文：“人即使赚得全世界，可是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对他有什么益处？”这话如一道圣光深深照亮沙勿略的心，他决心为主献身。
沙物略生长的时代正是1517年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宗教改革后运动之后。改革者如廷得尔 (William Tyndale) 等人，不惜牺牲生命翻译圣经，以便人能自己读经祷告，建立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这个时代，产生了脱离罗马教廷统治的基督教新教各种教派。耶稣会也是此时产生的。
1534年8月15日，罗耀拉、沙勿略等七人在巴黎的蒙马特高地，共同誓发神贫和贞洁的誓愿，耶稣会诞生。耶稣会不强调深奥的神学命题，重视深入群众展开通俗的布道活动，大力展开海外宣教活动，正是耶稣会将福音的火炬传入了东方的。
自1442年到1552年，沙勿略赤足步行十万公里，烈日下，冰雪中，足迹遍及印度、西兰（今斯里兰卡）、满刺加（马六甲）、新加坡、摩鹿加（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地，最后到达广州海外的上川岛。
1549年，当他踏上日本九州的鹿儿岛时，听到日本人称中国为“上国”，并获悉日本的一切文化都传自中国。当他宣讲福音时，日本人表示，“如果天主教确实有崇高价值，文明的中国早就信奉了。”他意识到，要真正获得亚洲传教的成功，一定要不畏千难万险，首先设法叩开中国大门。
在沙勿略的遗札中（见《耶稣会史料丛刊》）我们看到，他向欧洲人报道了福音在文明鼎盛、神秘莫测的中国最早流传的痕迹，他同时描述了他去中国的动机和对中国人印象：
第一函：致欧洲同会士，1546年（明嘉靖25年）5月10日，作于满刺加之安倍那。“......许多人认为宗徒多默曾到中国，收过不少人信教。又说：葡人未来东方以前，东方教会曾派若干主教前往中国，访问圣多默和他的门徒所招收的教友。......其中一位主教曾自称是葡人东征印度时来自印度的，当地主教曾告诉他：圣多默到过中国，并曾有不少中国人信教。”
第二函：致欧洲同会士，1552年（明嘉靖31年）1月29日：“葡人报告，中国为正义之邦.....就我在日本所目睹，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中国物产丰富，且极名贵，人口茂盛、大城林立、楼台亭阁，建筑精美，部分采用石料。人人皆说中国盛产丝绸。”
第三函：同日“我准备今年前往中国京都；因为如谋发展吾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中国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国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唾弃现行所有各教学说和派别。”
第四函：同日。“中国人为白色人种，不蓄须、眼眶细小，胸襟豁达，忠厚温良，国内无战事。......中国一旦接受真道，日本必起而追随，放弃现有各派。”
沙勿略在信札中一再说明中日两国需要饱经风霜、意志坚强的神甫；又因中日两国人民博学好问，审思明辨，需要学术修养高深，笔谈流利而长于撰述的神甫，不徒然善辩而已。
那时中国明朝实行海禁，严令外国人不得登岸入境。1552年8月，沙勿略冒险潜入中国。圣十字号（Santa Croce）把他和唯一伙伴费莱拉(Alvaro Fereira）修士及二仆载到广州三十里外的上川岛。因广州提督严禁通番，不得进入。与大陆隔海相望，却不能如愿以偿，沙勿略因长途跋涉，积劳成疾，贫病交加，心力尽瘁，死于上川岛，年仅46岁。
他留下的信札说：“仰赖天主的保佑，要向前去，我们深信耶稣基督的圣名，将来有一日必能进入中国。我高兴去给不怕牺牲生命的人开路。”
开路——范礼安
意大利籍传教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8－1606）于1573年被任命为耶稣会远东观察员，前来视察澳门教会。面对茫茫大海，明帝王严厉的海禁，他望洋兴叹，绝望地喊道：“顽石呀顽石！你何时才能为我主裂开？！”
1578年，他从印度调来了几位年轻传教士，让他们学习中国语言，采用中国风俗，为进入中国作准备。在这几个年轻人中，就有后来第一位得以居住在中国内地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以及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奠定基础的利玛窦。
领路——罗明坚
1579年7月，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奉远东视察员范礼安之命，与巴范济（Francois Pasio）同来澳门。于万历八年（1580），沙勿略逝世后28年后，他们终于到达广州。
（率先将油画带进中国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
1543年，罗明坚生于意大利中南部的斯品纳佐拉（Spinazzola）城，曾获两种法学博士学位，供职于那不勒斯的菲利普二世宫廷。1572年，罗明坚加入耶稣会，自愿到印度传教。1578到达果阿。1579年到达澳门，向一中国画师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3年多后，罗明坚便开始用汉语写作。
1581 年期间，罗明坚随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并很快取得了广州海道的信任。广州海道认为罗明坚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是一个有中国文学修养的神甫及老师”，所以允许他在岸上过夜。
1582年，应两广总督陈瑞的邀请，罗明坚偕巴范济同去广东首府肇庆，开始传教，并获准建立仙花寺教堂，用中文印发《十诫》，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吸引了肇庆的官绅。
1583 年，罗明坚先后同巴汎济、利玛窦三次进入广州，并通过与两广总督陈瑞、肇庆知府王泮等中国地方官员的交涉，终于得以居住在肇庆天宁寺，并着手建立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传教根据地。
罗明坚在广东肇庆时，与利玛窦一起编写了第一部汉语外语字典《葡华辞典》以帮助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
罗明坚是唐朝和元朝后，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早利玛窦两年。
奠基——利玛窦
真正有效地实现沙勿略理想，正式向中国介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想最早、最重要的奠基人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
利玛窦于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教皇邦安柯那（Ancone）省的马塞拉塔（Macerata）城。利玛窦天资聪明，早年教育练就过目不忘的本领。九岁的玛窦入本城耶稣会学校学习，16岁到罗马攻读法律。受圣徒沙勿略事迹的激励，这位青年人叩响了罗马耶稣会总院的大门，在罗马学院，他一边接受神学教育，一边学习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行星原理、透视学、天文仪器、星盘、钟表、修辞学、哲学等。1571年，他在罗马加入耶稣会，继续在耶稣会办的学校学习哲学和神学，并师从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克拉维奥（Cristoforo Glavio），称之为丁先生，听受几何学。
1578年，25岁的利玛窦到里斯本与罗明坚、孟三德（Edouard de Sande）乘葡萄牙商船，开始了“万里长征”。1582年4月应范礼安之邀，自印度果阿启程，同年8月抵达澳门，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人的文化习俗。万历十一年（1583），罗明坚引利玛窦进入广东，得以定居肇庆。
花园国度
利玛窦札记描述道：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 （Ptolemy时代）。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州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 （即契丹）。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是葡萄牙人起的，是陶器的意思。这又是被称作丝绸国（Serica regio）的国度。可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外国人给他们的国度起过的各样名称，而且他们也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
这个国家的统治权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新的统治者根据自己的爱好赋予它一个合适的名称，比如，汉——银河，唐——广阔，虞——宁静，夏——伟大，商——壮丽，周——完美。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各个时代一直沿用的称号，叫中国或中华， Ciumguo or Ciumhoa，第一个词表示王国，另一个词表示花园，意思是“位于中央的花园”。
奇妙的是，利玛窦进入的“花园国度”，她的国号“明”——光明，正是耶稣基督所带给这个世界的礼物，也是利玛窦来此地的目的。
虽然当时明帝国“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但它的外表它还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半个多世纪的专制制度。单是利玛窦所见到的南京市民欢度元宵节时大放烟火，“在一个月中用去的硝磺，要比欧洲连续作战三年用的还多”，还有北京城墙之宽可容三辆马车并驰。
1583年9月利玛窦与罗明坚同到肇庆，得到知府王泮的协助，总督郭应聘的批准，在肇庆西门外建造一栋西式三层楼房，中层作教堂，由王泮题匾：仙花寺。
利玛窦发现，中国人着手建造房屋时，似乎是用人生一世的久暂来衡量事物的，是为自己盖房而不是为子孙后代。而欧洲人则遵循他们的文明的要求，根基深厚，富丽堂皇，似乎力求永世不朽。利玛窦决心将不朽的盼望带给这个国度。
地理认知
利玛窦观察，中国人的地理观是天圆地方，他们认为中国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
1584年，他向人展示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山海与全地全图》，以及各种天文仪器，吸引人参观，建立感情、扩大影响。当中国人第一次看到利玛窦绘制的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并不在地图的中央，而是在最东的边缘，不禁有点迷惑不解。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心理，利玛窦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以中国字加以标注时，尊重中国人的看法，安排使中国帝国多少占据中央地位。
政治制度
利玛窦日记里记载，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形式，中国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过。
中国政府机构中分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礼部主管宗教事宜。最有威望的是由科举进士组成，替皇上撰文书写的翰林院。
在中国，没有象欧洲的《十二铜表法》和《凯撒法典》那类可以永远治理国家的古代法典。凡成功取得王位的人，不管他的家世如何，都按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制定新的法律。
转僧为儒
1583年，罗明坚初入广东时，被地方官员视为“番僧”，赐予和尚服装。为了居留传教，罗明坚毫不犹豫穿上沙迦，自称“西僧”。
1591年，利玛窦在韶州遇见常熟世家，礼部尚书瞿景淳的儿子瞿太素。瞿太素引导利玛窦研读《四书》、《五经》，作拉丁文释义及注释，汉语基础大有长进。从瞿太素那里，利玛窦得知中国儒生，而不是和尚，才受人尊敬，他立刻接受瞿太素指点，易僧装为儒服，留须蓄发，改称“西儒”，尊称“泰西儒士”。
利玛窦敏锐地意识到，要使中国皈依基督，必须最大限度地使信徒成为这个国家社会文化中居住要地位的士大夫，而不是被官员轻视的和尚。这一转变成为他在中国的一个转折，也是基督福音得以在明朝帝国传扬的关键。
瞿太素后来成为奉教者。
首起教案
1593阴历新年，憎恨洋教的韶州百姓以石头掷击传教士，炎热的7月，十余个年轻人深夜闯入教堂，用斧子砍伤了入华不久的传教士石方西的头。情急之中，利玛窦从一扇窗户跳进后花园，扭伤了脚。
虽然这起教案后来得到了平息，从此以后，利玛窦只要走远路，就会一拐一瘸，似乎成为传教士在这个儒家统治的中国艰难前行的预兆。
文化传承
利玛窦注意到，中国真是个喜爱戏曲的国家。可是，几乎所有的戏曲都起源于古老的历史或小说，没有新戏创作出来。
利玛窦在中国古典书籍中了解到中国的三种信仰体系：儒教、释迦、和老子。
他发现，从一开始，古人就记载着他们所承认和崇拜的一位最高的神，称为天帝，既管天也管地，古代中国人似乎在自然法则中得到了救恩的启示。据神学家说，只要一个人根据自己良心的光芒，尽力去寻求得救，上帝就不会拒绝给他的帮助。利玛窦从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中断定，中国古人已经努力这样做了。
利玛窦发现当时的中国人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
饱读儒经佛典的大学士徐光启，在大庭广众中被问及基督教律法的基础是什么时，只用了四个字：驱佛补儒。
徐光启试图借助天主教的道德观，借耶补儒，博采众长 ，“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以达到儒家理想中的三代之治，
广交儒士
利玛窦到肇庆后，很快就明智地悟出，西方异物珍品，虽能一时令人叹为观止，绝非传教的持久依靠，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之邦，无论是经济还是人文都已处于高度发展阶段，艺术和科学受到推崇，只有饱学之士才能晋升为国家官员。
他一面努力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情况，一面向当地人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并完全改变西方生活方式，在起居、饮食、仪节等方面力求中国化。
1595年受建安王的启示，利玛窦写了他第一本中文著作《交友论》。此书先在江西文化中心南昌，其后在南北两京，及大江南北不胫而走，成为交友方面的权威书籍，不仅使他出了名，而且因此结交了不少朋友，为他打响了知名度和传教基础。从万历十二年（1584）起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短短十四年间，曾在肇庆、南昌、苏州、南京、北京、贵州等处翻印十二次之多。
利玛窦是第一个开始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他对他所学的东西十分精通，博得了中国知识阶层的钦佩。他开始时讲授地理学和天文学基本原理，虽然他传授的并没有任何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所不知道的东西，他教的东西在当时简直骇人听闻，超出中国人的想象之外。
利玛窦学识渊博，很受总督郭应聘和知府王泮的器重，为肇庆士绅接纳，交游甚广。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贽利玛窦人品和学识非常赞赏，誉之为“中极玲珑，外极朴实”的“标致致人”。
著述论道
利玛窦既有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也有口若悬河的辩才，而且思维清晰。但是，他选择了一种以著作传教的方法，即所谓的“哑式传教法”，因为他观察到，中国人有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那就是他们所有的宗教教派的发展以及宗教学说的传播都不是靠口头，而是靠文字书籍。
中国人很不喜欢人们聚集成群，所以消息主要是靠文字来传布。象形的中国文字，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及庄重的表达能力，读书人有以文会友的习惯。在中国印在书上的东西都被认为是真理。关于基督教义，中国人比较相信书本，只是口头讨论是不够的。总之，中国似乎是一个重视觉而轻听觉的民族。中国有许多传教士不能去的地方，书籍却能进去。
利玛窦在中国近三十年中，一直勤于撰述，他的中文著作竟达二十种之多，除了科学译著外，还有关于宗教、哲学、伦理学等著作。
利玛窦于1593至1596年所著的《天主实义》风行一时，安徽进士、湖广监察御史冯应京就是读此书而信教的。1692年3月22日，康熙皇帝因咏读实义而驰教禁。
冯应京将利玛窦的《交友论》、《二十五言》等论述集成一册，并同徐光启各写一序，大加推崇，建议受过教育的阶级都来一读，大大地提高了基督教的声誉。
利玛窦的另一本书叫《畸人十篇》，对死亡做了反复的沉思，把生命看作是一个不断在死去的过程；赏善惩恶并不常常在今生完成而必须等到来世等。此书包含的道德训诲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利玛窦通过此书向中国士大夫提出一个新的任务，即在认识上帝中认识自己——不只是道德反省，而是认识自己理性灵魂的本质，从而活出神原初造人的样子来。
据利玛窦札记记载，北京朝廷官阶最高的大臣之一，一位道里，读了这本书主动上门拜访。他在利玛窦身旁坐落后，拿出一册《畸人十篇》，说：“你就是本书的作者吗？”利玛窦承认他曾在这上化了很多时间，于是客人接着说：“这样一部书的作者必定是位圣人......”离开前，他说，“有不少人经常断言他们并不怕象你们这样的外国人，因为信奉这种教义的人是不可能有损于公共福利的。”
回生之方
冯应京重印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时，利玛窦希望对文章作一些修改，冯氏用一个寓言答复道：从前有一个人被慢性顽疾弄得衰弱不堪，恰好有另一个人满口许诺用一种药来使它恢复健康。病人的朋友说，“好，快去治病吧，他目前的危机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许诺。”这时那个陌生人说，“好极啦。我要回家里，用一手秀丽的字体写一副漂亮的药方。”病人回答说，“我关心的是你的药，不是你那一手写的漂亮的好字。”冯应京解释道：“病人就是中国，她因为昧于你那教义的问答的内容，所以多少世纪以来受尽苦难。你有回生之方，而你宁可修饰文辞，不去救当务之急.难道你看不见这样一种政策是怎样影响公共利益吗?”
风俗礼仪
这个寓言恰好用来比喻中国繁杂众多的礼仪。利玛窦发现，中国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中国人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中国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摒弃这种外在的表现呢？他发现，在这方面中国人远远超过所有欧洲人。
但是，智慧的利玛窦布教力求与中国习俗思想调和，务与中国思想不相抵触，期渐感化。入境后，不数年，信徒至二百余，包括朝臣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此三人被称为早期中国教会的三大柱石。
他将当时流行的“敬孔”和“祭祖”解释为“敬其为人师范”和“尽孝恩之诚”的非宗教礼仪。后来康熙皇帝称之为“利玛窦规矩”，用来评判谁人应被准许在华传教的标准。
接触宫廷
利玛窦早就打定主意进入中国朝廷，他相信，如果能使中国皇帝皈依基督，中华归主便大有希望了。
1595年，希望之光在天边闪现。5月，已经退休的兵部侍郎石星受命去北京复职。星石经过韶州，令召利玛窦，因为他的儿子患有精神忧郁症，他指望得到利玛窦的帮助，利玛窦便趁机要求跟随石星进入南京。结果，虽然未能在南京居留，利玛窦在折回到南昌的途中，做了一梦，梦中上帝答应他将在两座皇都（南北两都）向他启祥。在南昌，因为石星的关系，利玛窦受到巡抚陆万垓和知府王佐的接待。
1598年吏部尚书王忠铭经过南昌到北京为皇帝祝寿，利玛窦通过他向皇帝献礼。利玛窦的奏疏中写道：所献天主圣像，以祝圣上万寿无疆，以佑天朝国泰民安。臣惟事奉天主，不婚不娶，刁然一身，无所望幸。惟仰天恩浩荡，俯赐京都弹丸之地，供臣栖息身.....”
虽然未能成功，他得以在南京居住，并买了一处闹鬼的官邸，改为教堂，在南京广为交游。不料，利玛窦进贡未成，却被太监马堂投入了天津卫的监狱。
有一天，皇帝突然心血来潮，想起那份敬献奇物奏疏中的自鸣钟，于是一纸诏书令使利玛窦出狱进京。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敬献了一幅《山海与地全图》、一座八琴音、自鸣钟、圣像、十字架等。皇帝迷上了自鸣钟。因为常常需要修理，利玛窦得以留在北京。从此他便开始在北京传教.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进出宫廷，取得了传教的合法地位，并结交了许多中国知名人士作朋友。除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外，他与礼部尚书李戴、太子太傅大学士沈一贯、刑部尚书兼兵部尚书肖大学、礼部尚书冯琦等人都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可惜，据说万历皇上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除了太监和妃子，不与他人见面。利玛窦在北京住了大约十年，未能与明朝万历皇上谋面，实现使中国皇帝皈依的梦想。
发展教会
到1604年，北京有利玛窦、庞迪我、费奇观；南京有罗如望、黎宁石、王丰肖、林斐理；南昌有李玛诺；绍州有龙华民年、杜禄茂。利玛窦则负责中国全国的传教会。
1606年，利玛窦在徐光启的帮助下在宣武门内买了一处房子建立教堂——著名的北京南堂。1610年去世，年仅57岁。
利玛窦除了在公卿士大夫中间活动外，还注意与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交往，他毅然打破等级界限，开放教会的房屋，会见每一个来访的贫穷人。
另类福音
初来中国时，利玛窦发现最能吸引中国人的不是福音书，而是西方科学技术，如他带来的棱镜、地球仪、浑天仪、世界地图等。
作为来中国的第一个西学代表人物，他不但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并且把有关中国的知识及其历史文化第一次正式地介绍给西方。利玛窦与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作翻译的《同文指算》等科学着作，是为泰西科学输入之始。这些著作乍看与传教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对传教非常有利。数学真理向中国人表明天主是“理性的宗教”，传教人拥有严密逻辑推理知识，而不是迷信者。
西洋历法也是利玛窦等教士赖以在中国立定脚跟的重要工具。明末修历虽然主要是利玛窦死后，由徐光启在崇祯年间主持的，但利玛窦身前即已修历作为申请在北京居留的一个借口。万历皇帝也是因为地图，历算知识、还有常常需要修理的西洋乐器及自鸣钟等，而默许传教士居留北京的。这种需要和被需要的关系，使以传教士和士大夫为中介的中西文明的和平对话成为可能。
利玛窦等介绍给中国的是在希腊思想和人文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世纪托勒密体系中的天文学、宇宙观、如地球中心说等；也有体现毕达哥拉斯精神的科学，如《几何原理》、《同文算指》；还有文艺复兴后期的地理学，如《坤与万国全图》，也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的近代天文学成果，如徐光启绘制的《见界总星图》，等等。希腊科学的传入，对于缺乏公理化、系统化、符号化的科学体系的中国来说，确实使士大夫大开眼界，对中国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利玛窦颇受士大夫的敬重，被尊称为“泰西儒士”。
安息主怀
1610年，全国来京的官员来觐见皇上的足有五千人之多，科举进士考试正在京举行。利玛窦因劳累过度而病倒。
李之藻是利玛窦最有一名皈依者，他派了自己看病的医生来照料利玛窦神甫。可是病情未能得到控制。
利玛窦临终时对神甫们说：“我把你们留在一个大门洞开的门槛上，它可以引向极大的报偿，但必须是经过艰难险阻才行。”5月11日临近黄昏时，他坐在床上，没有挣扎，身体一动不动，半闭着眼好像睡着了一样；然后他全闭上了眼，在上帝的怀抱中安眠了，享年57岁，在中国27年，遗体葬在皇帝赐与的墓地，滕公栅栏官地，地二十亩，房屋三十八间，改建堂宇。
在他临终前的几个月中，他曾要几次说，“亲爱的神甫们，在我仔细想过我要努力确定做什么才能最好地推进中国教会的工作时，我得出结论是对它的进展最有利的事莫过于我寿终之日的到来。”
在李之藻、庞迪我、熊三拔等神甫，以及利玛窦的朋友内阁首相叶向高的共同努力下，皇帝赐给一处坟地作为利玛窦和他同伴的长眠之地。此事使神甫和教徒们大受鼓舞。金尼阁在《利玛窦札记》里说，“这个成就不仅肯定了整个传教事业，而且也差不多等于他们赞同了基督教的律法。......那些仍在这个葡萄园里劳动的人，不仅将在这里献身，而且也将在这里葬身，作为对这里的人民以及对全世界人民的一个见证”。
利玛窦开教之地有：肇庆（1583）、韶州（1589）、南昌（1595）、南京（1601）、上海（1607）、杭州（1611）。
利玛窦在世时的中国传教团有郭居静、罗如望 （Jean de Rocha）、扬玛若（Emmanuel Dias）、龙华民（ Nicolas Longobardi）、艾儒略（Giulio Aleni）、毕方济 （Francesco Sanbiaso）等。后来又有邓玉函（Jean Terrenz）、汤若望 （Jean Adam Schallr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年－1688年）等人先后来华，以为明廷制砲、修历作为立足点，得以在中国传教，卓有贡献。
利玛窦去世时，教友约2500人，（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60页）。5年后，中国受洗者大约5000人。除广州外，韶州，南昌，北京，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城市都先后开了教，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后世影响
徐光启对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品行学识如此鉴定：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真最确......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千人之英，万人之杰。
1615年金尼阁根据利玛窦日记编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出版，立刻轰动欧洲。三个世纪前，中国这扇门首先由马可·波罗打开。自从这本书出版以后，没有任何一个汉学家不曾提到过利玛窦，中国史学家也无不引用金尼阁的书。利玛窦在朝廷受到礼遇，建堂传教，广布福音，跻身儒林，与中士共译西方经典，他在中国传教所取得的成绩和对中西交流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使罗马年轻神职人员心驰神往。
《利玛窦中国札记》里如此说：“一切事件，即使是后来获得巨大规模的事件，在开始时都是如此之微不足道，以致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希望会在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事情。” 中国人有道，“千里之行，始与足下。”利玛窦的足迹，为基督进入中国，开启了一道漫长而辉煌的宣教之路。
圣教虽然在唐朝和元朝兴盛一时，但未深植其根，不久而灭亡。自利玛窦至今，仍然欣欣向荣，利玛窦可谓中国天主教开教的功臣。
光大——徐光启
万历三十七年（1610），立利玛窦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传至上海，因父亲去世在家中居丧的徐光启“哀之如师傅”，立刻从上海赶赴北京。
徐光启是利玛窦中国友人中最亲密、最杰出的一位。他俩曾经朝夕相处，一同凝望星空、思索心中的道德律，仰望共同的上帝，正如《交友论》中所说的，彼此各以对方为“第二我”。是利玛窦将他引入神奇而令他着迷的科学世界，并领他来都灵魂的救主面前，他俩一同搭建起中西交流的第一座桥梁，中西科学、哲学、宗教之间实质性的对话自此开始。
明朝天主教得以在全国十三个省份传播，仅西南地区的云南与贵州两省尚未派遣修会士进入传教，入教信徒持续增加，皈依者多来自汉人族群，与徐光启等身居高位的官吏儒士有直接的关系。明末天主教的信仰传播，是从其个人，到其家族，再扩及到宗族、乡亲、从而使位在江南的大上海这个地区成为中国天主教信徒最多的地区之一。
德理贤（Paschal D'Elia)）在《中国天主教史》中记载：“最著名的，便是那一六零三年领洗的，上海徐光启氏，洗名保禄；他是那明朝的大学士，中华圣教多年的柱石，徐文定公。至今上海西乡徐家汇——文定公故里，现在天主教南主教区中心——“徐阁老坟”还保存着，墓址在那世界闻名的徐家汇天文台西北，相距有几百码的地方。”
徐光启于1562年阴历3月21日生于明帝国的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童年的家园深受倭寇的侵扰，因此他喜读兵书。倭寇的侵扰使徐家陷入贫困的境地。祖父40岁去世，留下寡母和孤儿徐思诚。母亲请来舅父经商，并招来入门女婿管理徐家家政，徐家产业得以十倍与前。因为家境的磨练，徐光启个性务实。
他天资美好、胆识过人。他童年读书龙华寺时，有一次路过邻垫，垫师命题，徐光启“随口成章，不假思索，师大奇之”。八岁那年，他竟淘气地攀上龙华寺古塔，到塔顶捕鸽子，不小心失足下坠，却手持鸽子，挑战同伴敢不敢冒险。
他敏捷的思想寻求有关来生和灵魂不朽的确切知识，不找到真理不能罢休。他“以天下为己任”， 信教后成为“教堂的一盏明灯”。
科举烂路上遇大光
万历九年（1581），20岁的徐光启考中金山卫的秀才，并于同年娶吴晓溪之女为妻。
1584年利玛窦在韶州绘制《山海与地图》首次向以中国为天下的中国人展示地球全貌，此图引起广泛兴趣。从这幅地图，徐光启得知有一位从西洋航海而来的“博大真人”利玛窦。
徐光启四次参加每隔三年一次的乡试。万历十六年（1588），27岁的徐光启与友人董其昌、陈继儒（后来成为明末大儒）等同赴太平府乡试。自己挑着行李，倾盆大雨下，左荡右江，不禁悲从中来，徒生淡然功名之志。不过，他别无选择，只能在科举烂路上爬行。
徐光启与耶稣会士的接触最早开始与1595年。那一年，徐光启这位穷苦秀才在韶州教学。一天，他信步到城西部的天主堂，遇见郭居静神甫，相谈甚欢。
明万历25年（1597）徐光启再次参加乡试。主考官焦竤从落第试卷中发现徐光启的文章，拔置第一，徐光启意外中举。其文章开篇论道：“圣帝之心，为虚而能通也。”他的文章中主张虚通、倡无为、主无我、倡去意，以期达到“不敝于我”、“不滞于人”、“我与人相感”、“发与无端之内”、“岁一隅而已融为全体”的圣心之境。”
上帝显然已经为中国预备了一颗赤子之心，来接受和传扬福音。
徐光启于1600年在南京遇见利玛窦神甫。当时，利玛窦在南京传教，他的住宅成为士大夫们趋之若骛之处。他们讨论的内容即有人性、道德等伦理问题，又有天文、历算、地理等科学问题，士大夫们以与利玛窦交友为莫大光荣。这一年，徐光启正好在南京，二人“邂逅留都”，听了利玛窦的言论后，徐光启久久低头沉思，认为利玛窦是“海内博物通达之君子”。
这次短暂的相会中，徐光启获知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万物的根本。然而，好象上帝要保留这个人使他自我启明。圣三位一体的神异以某种方式在梦中呈现于他。他在一座庙里看见三间教堂。在第一间，他看见一个人的形状，有人称他是圣父。第二间里，他看到另一个人形，戴着皇冠，他听人称为圣子，他还听见有一个声音叫他向这些形象礼拜。在第三间教堂里，他一无所见，也没有敬礼。可能是上帝不愿把圣灵用教徒常见的鸽子形状来显示给一个还未皈依的人。
他声称考进士的失败是上帝给他的殊荣，是他得救的原因。由于疏忽，他被算作第301号与试，而法定人数只限300名，所以他的试卷被摒弃了。他无颜回去见他的家人便退到广东省。正是在在韶州，他走进郭居静神甫所在的教堂，初次和神甫结识，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礼拜了十字架。
1603年秋，徐光启怀着对利玛窦的旧情再次来到金陵古城，但利玛窦已到北京传教三年了。这次迎接徐光启的是罗如望神甫。据柏应理记述：罗氏引徐光启瞻仰天主像，讲述三位一体的教理，并指着画像说，这便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圣子）降生为人之像，徐光启突然回忆起那个梦，惊疑不止。罗氏送给他《天主实义》、《天主教要》等书，他回到住处读之，“达旦不寐，立志受教”，并连日去教堂观察教礼，学习教义，聆听罗氏讲解摩西十诫之理。在动身回家的那一天受了洗。回家后又捎来两封信，信中他极清楚地表明他受到基督教教义的熏陶有多么深。
几个月后，他返回南京，径直到教堂。这一次他跟神甫们共处了两周，每天参加弥撒祭礼，不断提出询问，他从忏悔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在他重返北京再参加进士考试时尤其如此。他曾劝两名士大夫和他家乡的几个朋友抛弃偶像崇拜，教他们作祷告，不久他们都在同一天受洗，成为基督徒。
1604年4月9日，徐光启到北京参加会试。他们到达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访教堂，行忏悔礼以及领圣餐。徐光启如此虔诚，以致在领圣餐时竟忍不住流下泪来，就连站在圣坛栏杆旁的人们看了也流泪不止。在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前，他们没有一个成功地获得自己所追求的最高学位。这次他们好象是去赴战场，对上帝的福佑满怀信心，结果结果完全超出二人最大的希望，与老师黄体仁同科成为进士，随即被派往都察院观政。徐光启经老师推荐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徐家两代单传，徐光启非常担心家庭断嗣，信教后喜得两个孙子。徐光启把70多岁高龄的老父带到北京，想争取他在寿终之前皈依基督。经过神甫和他本人的大量工作，这位老人也认识了上帝。接着徐光启的儿子及夫人都信了教。
中西文化搭金桥
徐光启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科学人才辈出的时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南京印行已有两年了，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在徽州出经版已四五年，朱载堉于一年前上疏要求改历，并进呈《万年历》和《律历融通》，王圻的《三才图绘》和《续文献通考》也正在上海进入尾期编写工作。
徐光启与郭居静在1595年相遇时，中国正是一个科学人才辈出的年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于1596年在南京印行，程大位的《算法统宗》于1592年在徽州出经版，朱载堉上疏要求改历，并进呈《万年历》和《律历融通》，王圻的《三才图绘》和《续文献通考》也将在上海进入尾期编写工作。
思想界也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气象，阳明心学的影响在当时引导出一股批判思潮，李贽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他敢于非圣非贤，敢倡乱道，成为试图突破正统入学的一支劲旅。李贽与利玛窦屡屡交谈，也碰撞出思想火花。
人类文明的发展已不再允许中西两大文明航船毫无干系地平行行驶了。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然而却带有必然性地选择了似乎与近代文明有些格格不入的天主教耶稣会士来打通隧道。徐光启生逢其时，融会中西，开始创建新的、具有国际性的中国科学技术。借西方文化反思检讨本土文化的重担落到了徐光启以及同仁的肩头。
此后，年过四十的徐光启得以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从事一番前所未有的文化事业。徐光启真诚地认为利玛窦传扬的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根本冲突，对中国本土文化不但不构成威胁，而且大有益裨。一个有知识、有声望的中国教徒正是向中国人传教的福音样板，传教士带来的科学和思想也是中国的需要，这种彼此急迫的需要使他们的合作有效益、有价值，并达到精诚之境。
徐光启的主要科学贡献都成就于他与利玛窦等人有了思想上的实质性交流之后。徐光启与利玛窦的携手合作，在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金桥。
成为进士后的徐光启一边忙于翰林馆课，一边留心经世致用之学。他曾学过声律，工楷隶，但自成为进士后，他将这些悉数摒弃，专攻天文、兵法、农事、屯、盐、水利、旁及工艺、数学。
一天，他与利玛窦谈到格物及几何学。在欧洲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的利玛窦谈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非常精要，并说翻译这本书极其困难，他本人曾试图翻译，但难以坚持。徐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他决定知难而进，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这本传世之作。他每天下午三四点都布衣徒步到利玛窦寓所，请利玛窦口传，自己笔录，并反复辗转，力求合乎原意，反复订正，三易其稿，次年春天，译完前六卷，1607年春交付刻印。这部著作在当时士大夫心目中地位极高。梁启超赞：“字字金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中国三百年学术史》13页）。
此后二人又合作翻译了《测量法义》，不仅介绍西方测量方法，而且也详述其数理基础。
徐光启在上海居丧时，在《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的基础上写成《测量异同》和《勾股义》，奠定了他在中西科学交流史和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突出地位。利玛窦去世后，徐光启与教士熊三拔合作完成《泰西水法》。
利玛窦的科学知识不仅吸引了徐光启，还吸引了其他一些士大夫，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徐光启的诚友李之藻。1605年，李之藻从利玛窦译完一部天文学著作《浑盖通宪图说》，兵合译了《圆容较义》一卷、《同文算指》十卷、《乾坤体义》、《经天该》等。
救国梦碎、余光普照
明朝帝国国势的衰弱在徐光启看来已经“十倍宋季”了。万历皇帝对朝政的荒怠，随之而来的党争之祸，以及政府对百姓横征暴敛不断激起民变，酝酿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预示着大厦将倾，“天崩地解”的时代正在迫近。
中央大国失去了昔日泱泱大国的雄姿和气度，她的心态更加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徐光启不仅了解到西方科学、军事技术较中国先进，更培养了一种开放的文化形态。
在翰林院时，徐光启提出富国强兵之术，多年后又提出治国方案，即利用科学技术，发展作为国民经济之根本的农业生产，组建一支新式火器武装起来的精良野战军。然而因明廷党争不息、虚学逃禅之风盛行，徐光启始终无法施展其宏伟大志。
徐光启曾经上疏皇帝吁请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希望组成一个科学团体，共同工作，可惜目光短浅的统治者无暇顾及，徐光启的“富国之略”只能“不见施设，仅见于纸墨流传”。
1618年，努尔哈赤起并反明，大举南侵，万历皇帝急忙诏令徐光启训练新兵，防御都城。徐光启致书他同僚教友李之藻、杨廷筠，请他们采购四门西洋大炮，吓跑了金兵，又在宁远战役中，使明军首获大捷。
因为兵变，徐光启建军计划功亏一篑。不久，他便怀着幻灭的建国梦离开了人世。徐光启死后11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不久，清兵入关，明帝国成为历史。
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经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封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库必然好解体一样。”
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突破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禁锢，提倡“并蓄兼收”。徐光启曾写道：“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徐光启集》，第374页）这种博采众长，以汇通超胜的理想若能在和平开放的交流中进行，中国近代史的命运也许不至于那样悲苦艰辛。
利玛窦故世以后，徐光启对于中国圣教有极大之功。在平息南京教难之中和叶向高起了极大的保教作用。
崇祯皇帝自缢后，万历皇帝之孙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王，改元永历。皇太后，皇后，因庞天寿的劝导下领洗，宫中有一小教堂，宫中50人领洗。皇太后遣使罗马教皇，可惜满清终于灭明。
至明末，圣教传至13省。利玛窦时教徒2500人，1615年增至5000人，1617年有1万3千人，1636年3万8千人，1650年增至15万人。
徐氏家族后裔代代相承，凝聚力强，又献地建教堂，更有了凝聚信仰的场所。鸦片战争后，来自法国耶稣会的大批会士也选择了徐光启的故里——徐家汇为重新开展传教工作的地区，造就了根基良好的上海地区鼎盛局面。
徐光启，灿烂的名字！藉着他，上帝之光徐徐光照启示中华民族。三百多年前的呼唤不会成为绝响，对于徐光启和他所信仰的基督，中国的回应将是永远的。
转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1e6d160102drch.html
（当年明朝皇帝问徐光启，为什么华夏五千年这么多先贤和宗教不信，偏偏要信奉外来的洋教？徐光启答说，因为天主教提出的“爱仇人”、“照顾最小的弟兄”等思想，不可能来自人，一定是来自真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