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文作者参与并见证刊发此文，回首往事，以示纪念。
我编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王强华
作者简介：王强华，1933年出生于江苏南京，中共党员，高级编辑，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在担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期间，任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主任，并积极参与筹建中国报业协会，1995年起担任中国报业协会副主席、常务书记。著有《试论以法治国》《引发真理标准讨论文章问世纪实》等。
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对于一个有着5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说，45年不过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然而，正是在这短短的45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兴之路，使国家发生了亘古未有、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也正是在这45年间，中国人民日益共享改革成果，满怀信心地迎接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今年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下简称“大讨论”）45周年。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这场由邓小平亲自领导的“大讨论”，使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胜利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光明日报作为一张在思想理论领域和知识分子中间富有影响的中央级报纸，1978年5月11日，在第一版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文章”），参与了45年前的这场“大讨论”，做出了独有贡献。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究竟是如何在光明日报刊发的？作为参与者、见证者，我至今历历在目……
带着任务，
约稿于南京地区理论界研讨会
1977年，即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年，当时中央的主要任务就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在十年“文革”中的罪行，肃清其影响和流毒。各行各业根据中央部署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但这项工作遇到了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思想障碍，那就是在揭批中有些明显错误的事情、有些问题，往往被说成是毛主席的指示，或者经毛主席圈阅、批示过的。揭批难以深入，拨乱反正当然也进行不了。人们逐渐认识到，如果仅仅停留在各行各业具体事件、问题上拨乱反正，不从根本上也即基本理论上拨乱反正，这项工作很难“拨”得清楚，“反”得彻底。这里的基本理论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实践与理论等究竟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也就是谁决定谁、谁检验谁的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制造和散布了许多谬论，而且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大肆宣传，迷惑了许多人。
光明日报是一张以理论和文教为重点的报纸，理所当然地要承担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宣传任务。我当时是报社理论部哲学组组长、“哲学”专刊的主编，当然也责无旁贷地要组织和发表这一方面的文章。
恰巧，江苏南京地区理论界在1977年7月下旬召开一次理论界的研讨会，我应邀前往参加。1977年8月11日的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我写的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报道说，近几年来，“四人帮”在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问题上散布了许多谬论，把这个被革命导师明确论述过并被实践证明正确的问题，弄得混乱不堪。这充分说明“四人帮”是一伙糟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政治骗子。为了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必须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准确、完整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驳“四人帮”散布的谬论，肃清它的流毒。
在南京地区召开的这次理论研讨会，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理论界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当时“江苏省写作会议”、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大学和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等40家单位的专业理论工作者和工人理论队伍代表，共200多人，这篇报道如实反映了会议的主题和讨论会的情况。这个主题，也是我到南京去参加会议约请作者撰写文章的主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改为哲学系）的青年教师，他与光明日报过去并没有稿件往来。我是通过这次讨论会与他相识的。他当时在南京可能有影响，但从全国范围来讲，也许称不上知名的学者、权威。在与会的200多位理论工作者中，为什么我只向他约稿呢？原因是研讨会在进行过程中，胡福明的一次发言。
林彪、“四人帮”曾经严加批判的所谓“黑六论”中，有一个“唯生产力论”，认为它是“修正主义的理论”。胡福明的发言与此针锋相对，认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批判马克思主义。今天，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已成为共识，“唯生产力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在当时，受“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许多人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在胡福明发言以后，立刻有两三位与会人员起来反驳。这样，一场旨在深入批判“四人帮”的讨论会骤然变成了与会人员之间的争论。主持人马上宣布休会。休会时，我找到胡福明，把来南京以前参加过中央和北京地区理论讨论会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告诉他，他的发言立论是正确的，北京讨论会上有些全国知名的学者也持有这种看法。
复会以后，胡福明意犹未尽，又第一个发言，重申他的观点。会议主持人迅即宣布，这个问题的讨论到此为止。会议又转入到原来的主题上去。
讨论会结束后，我和胡福明再度相会（大概也是我找的他），这时我提出请他为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写一篇专稿。专稿的题目我没有出，但我把这次到南京来的组稿意图，即要物色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拨乱反正撰写文章的目的告诉了他（否则我就失职了）。我从胡福明的两次发言和短暂交谈中，看出他思想解放，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应该是一位比较理想的组稿对象。我选定了他后，就再也没有就这一问题向其他理论工作者约稿了。
反复打磨，
文稿准备在“哲学”专刊发表
参加南京地区理论界研讨会以后，我连续到华东、西北出差。在此期间，胡福明寄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稿（即后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7年12月下旬，我回到报社。在这之前，该稿由于被认为“纯”理论，谈的问题又好像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等，决定退稿，但因为它是我约请作者写的，而我又是“哲学”专刊负责人，就留下来待我回来后处理。胡福明同时还寄来一篇批判江青鼓吹过的“女人也是生产力”谬论的文章。该稿也因被认为这一谬论本身就荒诞不经，也决定退回。
我回到报社后，阅看这两篇来稿。批江青的那篇不适合在专刊上刊用，同意退稿；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尽管理论性很强，引用的革命导师的话较多，但它抓的问题重要，面对“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散布的现代迷信，有很强的针对性，符合报社的组稿意图，是一篇好文章，就决定留用。经过初步编辑，删掉了一些我认为意思重复的内容，于1978年1月14日签字发排。1月19日寄了两份小样给胡福明，并附了一封信。信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已粗粗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的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仍觉长了一些。是否请您看看可否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炼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2月、3月，我都给胡福明寄过小样，请他修改。3月13日信中说：“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现在看来，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您的文章，立意是很清楚的，但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从概念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的话加上。”
4月初，经过胡福明多次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时题目改成《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由报社分管理论部的领导小组成员马沛文审阅同意，被安排到4月11日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头条位置，准备刊出。
按报社规定，“哲学”专刊清样必须最后经总编辑审阅后才能付印。时任总编辑杨西光是一位具有丰富革命经验和政治洞察力的老干部，这篇5000字左右的文章，他足足花了近一个小时仔细审阅。他当即让秘书把我找去，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文章重要，放在“哲学”专刊发表可惜了，应在报纸第一版（要闻版）显著位置发表；二是文章要做进一步修改，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做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理论和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大意）。对于总编辑的意见，第一点我立即照办，把胡福明文章撤下，换了另外一篇文章。但对第二点我感到难以执行，因为总编辑提的修改意见较大，要求又急，希望尽快修改、早日刊出。这样的修改最好由作者来进行，而作者不在北京。
总编辑召开会议，
“文章”最终在一版发表
正当我为难之际，4月13日，胡福明为参加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研讨会来到北京，给我打来电话。我立刻向杨西光总编辑报告，总编辑当机立断，决定当晚就开会研究文章的修改。晚饭后，我乘坐总编辑的小轿车把胡福明接到报社。总编辑知道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一位研究人员准备（或正在）写一篇同主题（或类似主题）的文章，又要我到那位同志家中把他接来。
4月13日晚，在杨西光总编辑办公室，他主持开会，参加人员除了作者胡福明、中央党校的那位研究人员外，还有马沛文和我。
会议先由杨西光讲话。他首先肯定了胡福明的文章并表示光明日报非常重视，决定发表，但仍需要进行修改。为了使文章改得更好，请大家提出意见，特别是文章应选择从什么角度切入主题“实践与理论（真理）的关系”。杨西光请两位“客人”先发表意见。他俩互相谦让了一下，就由党校的那位研究人员先说。他认为文章应该从路线（路线斗争）问题切入，这个意见显然与胡福明写的文章相左。后发言的胡福明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应该从理论（基本理论）问题切入。会议没有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杨西光表态说，这两种写法都可以，让他们二人按自己的意见各写文章，两篇文章都发表，哪一篇先写好，就先发哪一篇。
其间，党校的那位研究人员说了一句：从路线和理论一块写。
这次会议是杨西光临时决定召开的，又是内部几个人的小会，当时没有正式记录。因此，会上谈了哪些具体问题，怎么谈的，已无案可查，这是一件憾事。所幸的是，我做过几年记者，随身带了笔记本（采访本）。我把我认为特别重要的话记下来了，比如那位研究人员说的“从路线和理论一块写”就记在本子上。
笔记本上主要记的是杨西光的总结发言，我记的提纲挈领，有的只记了题目，共32处。最重要的有两处：一处是（批判）“两个凡是”，一处是“完整、准确毛泽东思想体系”（此处后面又重复了一次）。
后一处指出文章的指导思想，即文章要突出宣传完整、准确学习和应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前面一处则强调文章的要害是批判“两个凡是”。“完整、准确”的提法在报刊上已有宣传，但（批判）“两个凡是”的提法，据我所知报刊上还没有提出，至少在我处理这篇文章时，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我听到杨西光说（批判）“两个凡是”，顿感新鲜，立刻记到我的笔记本上。
杨西光的总结发言高屋建瓴、画龙点睛，使文章的主题升华，同时为修改文章定下了基调，以后的修改就是按这个思路进行的。最明显的就是1978年4月20日的那次修改，行文直奔主题：“他们（指革命导师）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杨西光在两三天后的又一次修改稿中，特别把这两句话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
这两处增添和删除，说明一个问题：以杨西光为代表的光明日报的同志和作者已经明确意识到，尽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证的是实践与理论（真理）的关系，但实际上是通过理论的形态反对“两个凡是”。
经过作者和光明日报相关同志8次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由报社指派专人及时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请他们帮助修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发表了这篇文章。至今，已过去整整45年。
